明朝嘉靖评价「大明嘉靖年」

Time：2023-08-20 08:16:26Source：

自古以来，评论嘉靖皇帝的人很多，其中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当属海瑞，他在写给嘉靖皇帝的《治安疏》里说：

“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

嘉靖皇帝被骂得体无完肤毫无招架之力，只能从最初的“趣执之，无使得遁！”转变为最后的“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自己找台阶下，聊以自慰罢了。

紧接着评论嘉靖的，当属万历朝大才子范守已，他说：

世宗有“正世及之大辨，复四郊之大礼，黜胡主庙祀，革荣国侑享，崇奉先师除象设之陋，厘正诸儒严迪德之选，六奇谟也。革藩镇之诸阉，废畿甸之皇庄，夺外戚之世封，抑司礼之柄用，四伟烈也。正嫔御之数，内无女宠；放鸟兽之玩，外无禽荒；不以隆眷而废刑诛，不以令甲而拘除擢，不以摄生而废化裁，五独行也。五行独至，故六谟显而四烈彰。

明末著名的史学家谈迁对其进行总结为：有不世之奇谟六，无竞之伟烈四，而又有震世之独行五。

这算是非常正面的评价了，把明世宗嘉靖皇帝夸得天下少有，世上无双。

通过以上这些内容，大家对嘉靖皇帝有一个什么印象呢？“是天下不直久矣”？还是“有不世之奇谟六，无竞之伟烈四，而又有震世之独行五？

咱们今天试着分析下明世宗嘉靖皇帝。

一、奇特的父母情结和淡漠的亲情观念。
嘉靖皇帝对父母的感情极深，甚至深到“奇特”的地步。澳大利亚学者费克光在其文章《承天大都志与嘉靖皇帝》中曾说：“世宗皇帝一生都集中在他的双亲身上，他没有通过与父母以外的任何人，如妻子、朋友或者后代等发展个人关系，把自己变成一个成年人”或许正因为如此世宗把双亲视为最重要的亲人，皇子的地位比不上双亲，皇后和妃子更是如此。卜键先生在其著作的《嘉靖皇帝传》中说：“世宗在其精神上或曰心灵上是极度寂寞的”“这孤独是与其统治相始终且无以排遣的，尤其是在世宗母亲蒋太后去世之后。”
《明史》上也有记载说，嘉靖皇帝每逢节日和他父母的忌辰总要屏退众人，向父母的灵位长跪，流泪默祝，神情惨楚，让偷偷窥见的宫女也为之动容，也只在这时，刚强的皇帝才显出骨子里的些许温情与脆弱。
与其依恋父母相反的是，极其淡漠的亲情观念。
世宗皇帝于嘉靖元年16岁时大婚，嘉靖七年陈皇后“因悸堕胎”一直到嘉靖十二年也就是世宗皇帝27岁时，才盼来了第一个儿子，但不幸很快夭折。又到了嘉靖十五年、十六年才接连皇次子、皇三子、皇四子诞生。这时候嘉靖皇帝总算是摆脱了皇兄武宗一般绝嗣的恐惧，于嘉靖十八年立皇次子载壑为皇太子。但到了嘉靖十九年，春坊赞善罗洪先等向正在病中的世宗上疏，请让年已5岁的皇太子出临文华殿讲学，世宗览奏，认为群臣怀疑他病将不起，感觉皇权受到威胁，不禁大怒，申斥道：“朕方疾后，未全平复，遂欲储贰临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罗洪先等狂悖浮躁，姑从宽贬为民！”这事儿一直拖到皇太子14岁才举行了冠礼，可惜没两日就病故了。皇太子病故的事儿，从嘉靖看来是因为没听取陶仲文“二龙不相见”“不可立太子”的建议，从此，他果真就再也没立过太子。
皇太子死后，嘉靖的儿子就剩下皇三子裕王和皇四子景王，俩人年岁差不了几天，但按祖宗法制当立裕王，大臣们也多有所请，但明世宗皆不报可。再加上嘉靖深信“二龙不相见”俩儿子皆不召见。这样一来，景王当然有想法，况且景王的母亲卢氏颇得嘉靖宠幸，于是外朝议论丛生。最后几经周折，嘉靖不得已才让景王就藩德安，到了嘉靖四十四年景王薨逝，嘉靖听报后，为了表白当年并无废长立幼的心思，竟然无动于衷的道：“此子素谋夺嫡，今死矣！”
嘉靖对裕王一样冷漠，按道理说景王一死，就剩下裕王一个儿子了，嘉靖应该重视才对，可事实嘉靖对裕王冷漠依旧，裕府之事一概不得奏报，甚至是皇三孙诞生这样的大喜事都不敢上奏。皇三孙就是明神宗万历，他出生时前边两个哥哥均已夭折。《万历野获编》上记载说：
是年四月西苑玉兔生子，七月又有白龟卵育之瑞，廷臣具上表贺，而今上（万历皇帝）弥月，不敢请行剪发礼。
后来神宗一直等到了嘉靖驾崩才有了名字。明朝自仁宗开始，七帝六世皆未得亲见孙辈皇嗣，世宗却有而不问，可见他亲情淡漠到什么程度。
此处插一句题外话，喜欢历史的人自有其乐趣所在，但痛苦也是经常伴随，就我个人而言，最大的痛苦是看不了历史题材的电视剧，辫子戏就不说了，就连口碑极佳的《大明王朝1566》我都无法看下去，一开场看到司礼监的太监们气焰极其嚣张，居然还敢和内阁的大臣们一起对站议事，这也就算了，后来万历皇帝出生，裕王妃大喊着进宫报喜，这也太扯了吧，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这样写吧！
回归正题，嘉靖皇帝为啥会有如此奇特的情感纠结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是一个自私自利到极点的人。他当皇帝时父亲亡故，母亲虽在但对他的皇权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所以他就把所有的情感需要都寄托在父母身上，而他的儿子们每一个都会成为他皇权的挑战，他当然不会给予一丝一毫的情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嘉靖皇帝的第一个特点：自私。

二、“薄于夫妇”与“正嫔御之数，内无女宠”
“薄于夫妇”是海瑞在《治安疏》里对嘉靖皇帝的评价，但范守已却说他“正嫔御之数，内无女宠”乃“五独行”之一，就是属于帝王之中比较少见的美好德行。
可事实究竟是咋样的呢？
嘉靖皇帝的元后陈氏因受张太后懿旨而立，故此颇遭嘉靖皇帝的厌弃，明世宗曾对张璁道：“前者初婚之期，皆是宫中久恶之妇（指张太后）所专主，而为日夜言圣母（蒋太后），圣母之未察尔”,嘉靖七年十月的一天明世宗、陈皇后及张、方二妃同坐，“二妃进茗，帝巡视其手，后恙，投杯起，帝大怒，后惊悸堕妊崩”。皇后堕胎惨死，嘉靖皇帝犹自衔恨不已，皇后弥留之际想见生母而不准，死后又降等治丧，谥为悼灵皇后，葬袄儿屿。
继后张氏，原本是顺妃，于陈皇后死后没几天就被立为皇后，在位六年因不敬不逊被废，但根据《万历野获编》的记载：
“说者谓建昌候张延龄（张太后之弟）坐罪当死，昭圣太后（张太后）乞哀于废后，后乘新正侍上宴，微及其事，上震怒，立褫冠服鞭笞之，斥遣以去”
继后方氏，原本是德妃，于张后被废次日即获封皇后位，“壬寅宫变”时，方皇后第一时间前去营救，亲自解开了套在嘉靖脖子上的绳索，随后方皇后命令太监张佐等搜捕宫婢，将首谋宁嫔王氏及16名宫娥一并寸磔于市，顺带手稍上了并不知情的曹端妃。曹妃素为嘉靖宠爱，且委实被冤枉，因此嘉靖皇帝就记恨上方皇后，到了嘉靖二十六年宫中大火，有太监请派人去救皇后，世宗遥望宫中默然不语。方皇后就这样死了。
从嘉靖三个皇后的遭遇来看，海瑞说他“薄于夫妇”已经是很厚道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嘉靖皇帝的第二个特点：冷酷且心胸狭窄。

三、终生都跳不出的“大礼议”阴影
嘉靖皇帝以外藩而继大统，以小宗而摄大宗，一进北京就与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发生剧烈的冲突，原因就是“帝欲推尊所生”嘉靖皇帝想给自己的父母双亲上封号，追尊生父为兴献帝、生母为兴国皇太后，而改称明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但百官要嘉靖皇帝以武宗为“皇考”，以太子礼即位。双方就因此杠上了，这就是历史有名的“大礼议之争”。
要了解嘉靖，读懂嘉靖迷一般的人生，那就绕不开“大礼议”事件，因为那既是他人生的开始（那时他才15岁），又是他皇帝的开始，“大礼议”事件对嘉靖皇帝影响至深，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这个事件的阴影里打转，再也没走出来。
“大礼议之争”看起来争的是礼仪，但实际上反映出华夏传统政治中的“道统”与“治统”之争。或者叫“政道”与“治道”分离。
因为在传统儒家思想看来，君权(又名治权)再怎样无边无垠地扩大，哪怕是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不得不向这个叫“天命”的东西低头。所谓“天命”实际上是一种人间秩序的合理叙述，即所谓道理。这种道理具有自身的延续性,韩愈在《原道》中正式提出“道、道统”这个问题,程朱理学最终将道统确立为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道统由儒家为主的士大夫知识群体接续下去,形成了一套体系化的话语方式。按照儒家经典叙说的意思,道统是高于治统的,既然道统的至上性是高于皇权统治的存在,我们能否认为士大夫所组织形成的文官集团拥有的力量可以超越并大于皇权的统治呢?事实上,作为现实社会统治者的皇帝们绝不会允许自己被一大群文官牵着鼻子走,所以中国历史上就经常出现“治统”与“道统”之争，所谓的“大礼仪”之争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偏偏明朝是一个文官士大夫特别敢战斗，特别能战斗的朝代，所以明朝“仁宣英宪孝武”诸位皇帝基本都和士大夫们持合作态度，秉承了华夏“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一贯做法，从而保证了“治”“道”之间的基本平衡，也就保证了朝局的稳定，国家统治阶级内部虽不可避免的存在内耗，但基本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以杨廷和为代表的主流文官士大夫集团鉴于武宗朝外廷几乎没办法限制皇帝，因而希望通过议礼、登基礼、议皇考一系列事件来制约皇帝，从而使“道统”能够对“治统”进行有效的约束和钳制，其进步性不言而喻，我们必须给予肯定。
明世宗起初也是想选择和文官集团进行合作，按照明史记载：“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
皇帝下的旨意三番五次的被内阁驳回，这皇帝做的实在是窝囊，也就难怪嘉靖皇帝“常忽忽有所恨”。
强行下旨行不通，就只好来软的，于是就发生了下面一幕：
“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澄（毛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
就是皇帝派了太监，一来就向毛澄长跪磕头，苦苦哀求，说‘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真是可怜无比，稍有恻隐之心的人见了这样的情形恐怕也是要不忍心的。更何况嘉靖还拿出了金子来行贿呢（用金子行贿大臣，以求得大臣支持自己意见的事情，在景帝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了，这次算是重演了），结果毛澄还是坚持了原则，没有让步。
在大礼议的事情上，明朝的文官集团也确实把嘉靖皇帝逼的太过，嘉靖软硬皆施，陪尽笑脸，说尽好话，可以说做到了一个皇帝所能做到的低三下四程度的极致，却还是碰的头破血流。
既然合作不成，只能选择对抗，年幼的嘉靖皇帝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办法，也就是管理学中对低级的“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治统”对付“道统”最常用的方法。
为啥说是管理学中最低级的呢？因为一个管理者，要“想成事”、“做成事”就必须眼光和心胸俱开阔，树立一个正确的用人观，绝对不能在团队里搞“拉一打一”“团团伙伙”，所谓的搞平衡，因为一旦这样做整个团队必然正气涣散，人人陷入内耗的局势之中无法自拔，任何一个人想谋事创业，必然等着一群人给你“使绊子”、“撒钉子”、“拔豁子”，所以历史上的那些有为之主，没有一个采取这种低级手段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即便是迫于形势偶然使用，也都在达到目的后立即将自己曾经使用的“一派”给彻底消灭，即所谓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重新把用人取向拉回到宽阔浩荡的为君之道上来。
我们反观嘉靖皇帝，他起初或迫于无奈，利用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打到了杨廷和、毛澄、蒋冕、毛纪等人，彻底取得了“大礼议”的完全胜利。但这个胜利给予年仅15岁的少年天子极其不好的经验教训，让他觉得当皇帝就是以“权力”为诱饵，利用一帮人去打压另一帮人，就是玩“权力平衡”的游戏，只要朝臣们不团结，他这个皇帝就可以高枕无忧，因此他终生都在使用“拉一打一”的手段来控制国家，通过在朝臣们中间制造矛盾和反对者来确保皇权的不可挑战。
就是因为嘉靖皇帝的错误做法，致使明朝“四大肿瘤”之一的“党争”开始粉墨登场，对明朝最终的灭亡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明朝历史上可以查到的最早记录的“党争”事件，就是“兴李福达之狱”。山西人张寅通晓“烧炼术”，与武定候郭勋交往。官方怀疑他就是参与谋反的白莲教教徒李福达。郭勋为他辩护，受到大臣的弹劾。张璁、桂萼等人认为这是借故诬陷支持议礼的郭勋，欲图波及议礼诸臣。于是乎就拉开了党争的序幕，而嘉靖皇帝对于此等行径，是乐于见成的，他任命桂萼摄刑部事，张璁摄都察院事，方献夫摄大理寺事，重新审理此案。张、桂等完全推翻旧案，有关官员被惩治，谪戌极边、遇赦不宥者五人；谪戌边卫者七人；罢官为民者十一人；革职闲住者十七人，张寅获释，告发者被处死。后来有事实证明，张寅的确实是李福达，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对于党争，“事实”和“对错”从来不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嘉靖皇帝的第三个特点：目光短浅且好“弄权”。

四、绝顶聪明与愚蠢至极。
嘉靖皇帝无疑是非常聪明的，这从他以十几岁的年龄打倒历经三朝门生故吏遍布朝野的杨廷和可以看出来；从他操纵张璁、夏言、严嵩、徐阶控制朝局，自己在幕后指挥可以看出来；从他十几年移居西苑炼丹修道却完全可以控制朝政可以看出来。
所以后人赞他“神圣不世出之主”；“躬秉圣资，出抚兴运，铲奸剔蠹，丕举王纲，肇修人纪”是绝顶聪明之人。
但事实上嘉靖皇帝的聪明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因为这些“聪明”都是他玩弄权术权势欲极强的结果；是他运用低级管理办法的结果；是他打破明代自英宗之后形成的三角政治格局皇帝——文官——宦官的结果；是他打破传统“治统”与“道统”平衡，将国家权力完全掌控一身的结果。
嘉靖皇帝自“大礼议”取得完全胜利，初尝完全不受约束的权力滋味，自此就食髓知味，史载他“威福必自己出”，成功地异化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利己主义者。而这一切的注脚就必须落在他对权势的高度掌控，对一切有可能染指或分享国家权力的人高度戒备，所有的国家大臣在他的眼里都成了只可以利用，绝对不可以信任的人，传统儒家士大夫那种君臣之间“可师可友、亦师亦友”的关系被他弃如敝履。
他牢牢的看护着手中的权力，用的办法就是“猜忌”、“平衡”、是“故弄玄虚”“故作神秘”。
这就是他的绝顶聪明。
张璁、桂萼在“大礼议”中立有大功，又都有才干。但张璁在八年时间里，一次罢官三次致仕，原因就是他性格刚强，在改革朝政方面有自己的主张。比如嘉靖十一年八月，张璁去官，仅仅因为有彗星出现，嘉靖怀疑有大臣擅政。桂萼在嘉靖八年仅一年内就两次致仕，也受到世宗的猜疑。
夏言之所以被杀，虽然有严嵩陷害的缘故，但其根本还是嘉靖皇帝的猜疑，他说“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阁，军国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秘，视同戏玩”。况且夏言把自己当做“大臣”当做“士大夫”而绝非帝王奴仆，有一次嘉靖皇帝赐给大臣们香叶巾等道家服饰，夏言密揭谓非人臣所服，不敢当。对于这样的人，嘉靖皇帝怎能忍得了？
即便是愿意充当嘉靖皇帝“奴仆”的严嵩，嘉靖皇帝也保持很高的警觉，虽然他对大臣们弹劾严嵩的奏章不以为然，但他却通过用“故弄玄虚”来敲打严嵩。嘉靖二十四年的一天，已成为内阁首辅的严嵩和吏部尚书熊浃被召至西苑，“上谓嵩、浃曰：朕得一句，曰阁老心高高似阁，可对之”嵩、浃闻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视。上曰：若不能对，朕代对曰天官胆大大如天。嵩、浃惶、悚益甚，伏不能起。当面说阁臣“心高高似阁”说吏部尚书“胆大大如天”当然有警告的意味，但更多的还是通过“故弄玄虚”来展示自己圣明聪断，恩威并施。
类似的事情很多，随便翻开《世宗实录》处处可见。但一个人再聪明，再怎么城府深，喜怒不形于色或者喜怒百变莫测，终究他的思想动机总有规律可循。因此，嘉靖皇帝自己所谓的“聪明”所谓的“神秘”，在老于世故，官场里混得都白了毛的严嵩、徐阶看来，都不过是个笑话，他们口中声声喊着“圣明天纵无过皇上”，心理都明白彼此不过都是逗皇帝玩，哄他开心。嘉靖皇帝在他们眼里不过就是彼此斗争的工具，仅此而已。
另外嘉靖皇帝的“聪明”也可以从他的“新政”里看出来，史称“嘉靖中兴”，也就是范守己说的“有不世之奇谟六，无竞之伟烈四”。
的确嘉靖刚开始的时候，也进行过一些政治上的动作，比如说他吸取了前朝宦官当权乱政的教训，对宦官严加管束；他勘查皇庄和勋戚庄园，还地于民；改革整顿科场文风，加强乡试；对藩王制度进行改革等等。
之所以说他“聪明”那是因为他进行的改革，均切中了明朝政府的要害，点到了明朝弊政的“麻筋”。如果嘉靖皇帝能真正以开阔之眼光、宏伟之志向，支持并发挥像“张璁、夏言、徐阶”这样的治世之能臣的才干，真正推行改革，那大明朝必然焕然一新，真正的实现“中兴”。但实际上嘉靖对于上述这些改革无不是浅尝辄止，虚晃而过，他的所谓“新政”所谓“改革”在明朝历史上影响甚小，甚至都不能在历史长河中激起一点微澜，而所谓的“嘉靖中兴”也如同他的“聪明”一样，笑话一场而已。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嘉靖处理国家事务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民生社稷或者是青史留名，而是维护自己的私利。其本质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无上权威。国政？在他眼里，不过就是个维护自己私利的工具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可以用夏言也可以用严嵩，可以放任徐阶干掉严嵩，又不杀海瑞。既可以放手让戚家军去打倭寇，也可以放任蒙古人在北京城下烧杀抢掠，搞庚戌之变。因为他主政的核心并不是为了给天下万民谋福利，而是为了维护自己最高统治者的无上权威。
嘉靖皇帝或许聪明，但不过都是些“小聪明”罢了，但他的愚蠢至极却是板上钉钉，铁一般的事实。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明世宗嘉靖皇帝是一个看似聪明但其实是一个自私、冷漠、目光短浅、愚蠢至极的皇帝。作为家长他不爱他的妻子、儿子；作为皇帝他不爱他的大臣，更不爱他的人民。除了他自己他谁都不爱，正所谓“家国两失、天伦皆丧”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