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村医考试」

方便面包装袋被叠成皱巴巴的四折，大爷抖着手往外掏药费，眼睛埋进层层叠叠的皱纹里。朱来成把手往算盘上一搭，小指不动声色地回钩，几颗算珠悄无声息地滑向底框。

这是继承自父亲朱秀林的习惯——不收诊费，遇到条件困难的，还会刻意少算药费，甚至自己往里搭点儿。从“赤脚医生”到山村诊所，57年里，父子俩手中的“死账”积了7大本。

北京密云河西村，山碰鼻子，潮河被挤得向西绕了一道弯，又向南流去。夜深了，白鹭傍着河边的松树休憩，山村诊所亮白的灯光翻过窗棂，在门口的大柳树上落下一道道折痕，仿佛霜雪铺成的阶梯。

窝棚、厢房、库房……起初，小小的诊所不断更换地点，直到1993年，才在如今的位置扎下了根。那时的朱秀林正值壮年，特地挑了两棵树干笔挺的柳树种在门口。此后经年，渐浓的树荫，见证了诊所慢慢成为如今的模样——60平方米的空间里，诊室、治疗室、药房井井有条，乡亲们在转身间就能完成一次就医。

北京密云河西村，朱家父子的乡村诊所。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就像一个循环，父子两代村医，都在25岁时从医，背着药箱，奔波在田间地头，接力守护着方圆6公里乡亲们的健康。时光如刀，父亲离去，儿子的儿子也在耳濡目染中，走上了学医之路。

三年前，在一次小小的硬件升级后，诊所多添了四个天窗。看诊间隙，朱来成仰起头，就能看见窗外轻摆的柳枝。拨动着父亲用了大半生的算盘，他觉得心里安宁，“每个大夫都要磨出爱人的耐性。”

视频 ｜父子两代村医，守护山村57年。 新京报社会新闻部出品

大山间的“赤脚医生”

朱秀林做医生，更像是一场机缘巧合。

1963年，高中毕业的他回到了村里。春耕秋实，拽耙扶犁，年轻的小伙子守着一亩三分地，靠一把子力气养活家人。

彼时，缺医少药在农村地区十分普遍。规模大的公社或许有卫生院，规模小的公社连卫生室都没有，能占个老中医就是运气。在朱秀林的生活里，“医生”二字几乎不会滚上舌尖，他从未想过，仅仅两年后，那会成为他的新身份，并相伴终身。

1965年9月，中共中央转批原卫生部党组《关于把卫生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亦农亦医的乡村医生，开始在农村地区遍地开花。作为古北口镇为数不多的高中生，时年25岁的朱秀林，成为河西村大队村医的唯一人选。

为了培养这些农村基层医疗力量，镇里请来了北大的专家。朱秀林背着行囊，沿着河套，走40里路才能赶到教学点。第一年，他就住在那里，专心学，不给别人瞧病；后来的三年里，回村的时间多了，学会了什么药就直接用，一天甚至能折腾个来回。

头顶草帽，身背药箱，穿行在田间地头——在此后的整整20年里，他像无数个未曾谋面的同行那样，更多地被村民们亲切称呼为“赤脚医生”。

那时的河西村有10个生产队，其中两个在山沟里，需要定期去巡诊。每周，朱秀林会沿着老乡们砍柴踩出的小道，翻进大山给人瞧病。

河西村背后的卧虎山，是朱秀林巡诊时经常翻越的山之一。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朱大夫！”看见他来了，还在庄稼地里忙活的村民赶忙招呼。没那么多讲究，他们聚在地头边，敞开被汗水和泥土糊得看不出本色的汗衫，等着朱秀林蹲下身，把听诊器贴上胸口。

土道颠簸，朱秀林脚程快，一路暴土狼烟。有时为节省时间抄近道，朱秀林从海拔200多米的村子，直接爬上660米高的卧虎山。山陡地险，走得多了，倒练出几分如履平地的本事——常常地，他早上出门巡诊，傍晚还能背着180斤的柴火赶回家烧饭。

一个人，要顾着河西村3000多口人的生老病死。村里几乎所有人家，都在深夜敲过他的门。

夜里敲门的都是急病。一敲门，全家基本都被惊醒，再急点儿的，还会翻进院子里敲窗户玻璃。大冬天的，朱秀林把棉袄一披，戴个绒帽，背起出诊箱就往病人家里赶。

秉持着那个年代“少花钱，治大病”的原则，朱秀林又当医生又当会计，搭起了“土药房”。

逮着空，他就带着十来个小学徒，背着麻袋上山采草药。知母、远志、防风、茯苓……没有病人的时候，他在诊所里拿铡刀切药材，等晾干了，就蹬着药碾子“呼噜呼噜”地碾药。

药碾子响了一年又一年，父亲躬着身子、双腿一伸一曲的样子，也刻进了儿子朱来成的童年记忆——父亲原本还喜欢下象棋、写书法，后来，都被看病开方子挤占了，只剩下种地一个爱好。父亲成了一个被“拴”住的人。

朱秀林在2004年开出的处方笺，纸张早已泛黄。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在那时的朱来成看来，父亲什么病都能瞧得来。接生婆接不下来孩子，赶紧把他叫过去；面瘫的老人小孩，扎上几针，脸就正常了；有人误喝了农药，他也艺高人胆大，拿起水管就洗胃。

朱来成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一次，父亲在村小门口碰上熟人。那人提溜着几服汤药，说是感冒了得回家养养，顺口问了一句，“您说我是怎么回事儿，现在张嘴都费劲儿了。”

“你哪儿碰着了吗？”父亲严肃起来，顺着对方指向看了看用布裹着的伤口，“快走，你得破伤风了！”

如父亲所料，那人到医院就确诊了破伤风。这病不能见光，他在小黑屋里躺了20多天，才捡回一条命来。

“医学是一门艺术”

走上行医这条路，朱来成说，既有对父亲的崇敬，也有对医学的喜欢。

小时候，他跟着父亲出门，听着一路上村民们“二叔、二叔”地招呼父亲，言语间透着亲热。他常翻父亲的书，又带着那些从彩色图谱上“偷”来的知识，拉着小伙伴上山刨药，半路在古北口长城挖“枪弹子”，装一小包回村找收购组，能卖个三五毛钱。

初中毕业后，朱来成去工地上做了瓦匠。简易的大板房里住着二三十人，工友们吵闹着武侠小说里的情节，他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医书。工友们笑他是“书呆子”，他也不在意，打个哈哈过去。

翻看到纸页绵软起翘的那两本，是“赤脚医生”们当时最先进的指导书，1982年出的。朱秀林读完之后，见儿子有兴趣，就送给他“打基础”。由人体解剖开始，内科、儿科、妇科、外科都涉及，里面的要点“几乎拿过来就能用”。

被朱秀林和朱来成翻烂的那本于1982年出版的《中国赤脚医生教材》。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在外闯荡几年，朱来成从瓦匠工做到了工长，但打工挣到的钱，都买了各种医书。工作和兴趣就像两条平行线，怎么也揉不成一股。

如今回头再看，其实漫长的人生道路里，紧要处往往就是那几步。1990年，对医学有底子也有兴趣的朱来成，选择回乡，走上从医之路。那一年他25岁，恰好也是父亲当年转做村医的年纪。

父子两代人的轨迹，隔着时空微妙地“并轨”，但此时的大环境，早已改天换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历经了近40年的发展，更加规范、有体系的“新农合”进入了探索阶段。半路出家的朱来成考上卫校，拿下村医证和医师资格证，成为一名“正经八百”的中西医结合医生。

证书只是薄薄一张纸，长年累月的经验才是医生最宝贵的财富。

朱秀林会用最形象的比喻让儿子记住关键：湿啰音就像小吸管吹水，这是典型的肺炎；大吸管吹水的声音，更有可能是肺气肿、气管炎；在耳边捻头发的“沙沙”声，是胸膜摩擦音，有可能是胸腔出现了积液……

在初出茅庐的朱来成看来，父亲就像古书里的医者一样，温文尔雅，轻声细语。跟在父亲身边学，他会感觉心沉静了下来。

一次，朱秀林让朱来成去给一位村民的母亲瞧病。老太太因为脑梗死一直卧病在床，身上长了褥疮。朱来成拿着手术刀，把褥疮“从骨头缝里剔出来”。

做完手术，朱来成在老太太旁边支了个床，每隔半小时给她翻个身，根据治疗方案按时打针，就这样住了一周。新的组织替换掉坏死的细胞，伤口愈合成疤，老太太的病情有了明显的起色。

这是配合的。不配合的也大有人在。

有的老人怕住院、怕花钱、怕耽误孩子，哪怕120都叫来了也不愿意上车。一次，半身不遂的老人因为失语，只会大声地叫嚷着音节。朱来成跟老人“打了五个来回的太极”，软言安慰，还保证“没事咱再回来，我去你家给你输液，不用你跑”，终于把老人哄上了车。

“医学是一门艺术。”朱来成说，是父亲慢慢地教会了他这个道理——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作为医生，要琢磨透怎么用语言缓解他们精神上的紧张，再治愈肉体上的疼痛。一整套流程走下来，把事情解释清楚，人也就不焦虑了。“看病是艺术，人生也是艺术，这就是医者医人。”

“主场交接”

父子俩配合瞧病多年，默契浸润着每一次出诊。渐渐地，一个老去，一个接棒，不知不觉间，完成了这个乡村诊所的“主场交接”。

2022年8月，朱来成在诊所给村里老人把脉、量血压。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一辆上了年头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就是“见证者”之一。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村里给朱秀林配了这辆自行车，外出取药，就此变得省事儿多了。那时，他常在早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出门，顺利的话，回来还能赶上中午饭。

心疼父亲折腾，朱来成当上村医后，又接下了取药的活。车后座上捆着两箱药，三九天的雪下藏着冰，他一不留神摔得四仰八叉。还有一次出门看诊，拐弯时碰上个逆行的，他手上的皮被扯下一大块。回诊所上好碘伏，他拎着药箱又出发了。

其实，就连这个诊所，也是一点点成型，又一点点变成现在的模样的。

年轻时，朱秀林在村子小山坡附近的窝棚，点着煤油灯看病；后来搬到低矮如兔窝儿的厢房，猫着腰下大坡才能进去。此后数年，铁道兵撤退后的医院、生产队装粮食的库房，诊所都曾短暂地落过脚。直到1993年老支书张玉山上任，诊所才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父子俩守护着山村，也收获着村民们微小却淳朴的谢意。时不时地，大半夜院子里“吧叽”一声，那就是有村民把抓来的鱼顺着墙沿撇了进来。不管是地里新滋出来的荠菜，还是应季的杏子、树莓，老乡摘一大兜子放朱家门口，也不说是谁送的。

村里以前有个手巧的铁匠，得知诊所进过贼，主动帮他们打了把精细的锁，怎么撬都撬不开。下雨天，隔壁房檐的泥点子“吧嗒吧嗒”打在诊所矮平房的窗户上，80岁的铁匠看着了，也没吱声，转天扛着家伙什儿过来，指挥后生爬上房顶搭个檐子挡住了水。

三年前，朱来成把老诊所重新装修了一遍：房间拓宽到60平方米，还设计了四个天窗。坐在诊室，仰起头，他就能看见父亲年轻时种下的柳树。那柳树又直又挺，光影透过天窗洒在白净的诊室里。

父亲已经离开16年了，去世的前一年，还在给人家开方子、抓药。

那时的朱来成还常常劝父亲，儿女都已成家立业，诊所的事自己也扛起来了，让他多休息、多跟孙女出去玩玩。可是朱秀林不干。等到最后住了院，医生给了朱来成一个数字：最多三天。朱来成伤心得直哭，兄弟姐妹四个里，他是和父亲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

朱来成存在手机里的，他翻拍的父亲朱秀林生前的照片。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别着急。”做了一辈子医生，朱秀林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他安慰着同样心知肚明的儿子。因为病重，他的血管又细又脆，护士拿着针头试了几次都没成功，朱来成跟护士长申请由自己给父亲扎针。

2006年，朱秀林去世。走之前，朱来成抱着他坐了一宿。一辈子，66年，父亲做了40年的村医。

等到老支书张玉山回到村子，那个曾经带着他们上山找草药的老师傅，已经不在了。“净给人家瞧病了，咋没把自个儿的病瞧好。”他嘴里说着嗔怪的话，眼圈却红了。

朱来成心里，有一个再也没法填上的遗憾——他们一家人，始终没来得及去拍一张全家福。

但父亲似乎又并没有走远。那个他用了大半辈子的算盘，朱来成至今仍在使用；跟朱来成年纪一般大的药柜，仍然在诊所里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有些欠下“死账”的病人早已去世，但朱来成依然保留着那几张泛黄的处方笺，因为上面有父亲的笔迹。

“每个大夫都要磨出爱人的耐性”

时间淹没在生命的轮轴里，没有停顿地开启了另一个循环。在老乡口里，朱来成越来越像他父亲，眉眼、神态，甚至声音都像。

山中岁月静。村里路灯关得早，水泥路面拉出一条模糊的淡色影子，只有他的诊所和隔壁的小卖店挑着灯。病人少时，他在诊所学习。每年政府都会为村医录制课程，他把手机举到耳旁，另一只手在小本子上记着知识点。

2022年8月9日晚，朱来成在药房里听课记笔记。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像父亲当年一样，出门问诊从不分清早半夜。晴天时月光亮，他摸着黑就能找到病人家门。村里哪家有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朱来成心里门儿清。

日常来往的老乡们，还有一半是外村人，其中不少是从河北进京来找他输液的。赵立国的家离河西村有30里地。从他母亲到他孩子，一有不舒服就进京来找朱家看病，从朱秀林，到朱来成。

瞅瞅孩子的舌苔，听听肺音，再让孩子背过身去敲敲肋间隙，朱来成基本就知道，又是一个小感冒，“吃点儿药，不要紧的。”自家村子里一直有医生，赵立国也心知肚明，明明挂的药都一样，“过来就是图个心里踏实。”

这么多年，朱来成去得最远的地方是合肥，那也是他迄今唯一一次坐飞机。当天早晨，把上大学的女儿送到合肥，夜里就坐一宿车回了北京。女儿想留父亲多住一天，但他的手机响个不停。父亲以“肉眼可见的焦虑”快步走着。

照片里缺席的人，从朱秀林变成了朱来成。女儿朱媛媛结婚去巴厘岛度假，提前一个月让母亲给父亲做思想工作。临了还是没错开时间，朱来成一个人留在了村子里。后来，朱媛媛强制拉他出去玩，事先订好酒店、买好车票，“不去不行”，这才偶尔能把他拉去北京周边的城市转转。

诊所的事，朱来成处处安排得妥当，唯独没给自己安排休息日。有一回过年，赶上寸劲儿，病人特别多。从大年三十到初一，东家孩子撒尿，一拽胳膊，脱臼了；西家的老父亲得了疝气，蜷着腿，吸气推了半个多小时；还有冠心病犯上来的，一分钟心跳才38次，他赶紧跑去打了针抢救。忙活完回到家，看看表已是早上快六点。

他还延续着父亲不收诊费的习惯，甚至还往里搭点儿。有老乡拿着方便面包装袋来找朱来成，皱皱巴巴叠成四折，最里面放着药费，手抖着往外掏。

2022年8月13日，一位村民从方便面包装袋里掏钱支付此前未付的药费。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手往算盘上一搭，朱来成会刻意给他们少算些药钱。遇上急病，他会折腾回家拿上千儿八百块钱，给老乡带去看病。

这些年，父子俩积攒下来的“死账”有7本，摞起来10厘米厚。朱来成没算过，“估摸着里面有一万多元。”至于折算成现在的购买力又能有多少钱，他更是想都没想过。

这也是他从父亲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每个大夫都要磨出爱人的耐性。”

是村医，也是农民

继承自父亲的对医学的痴迷，如今又“种”在了朱来成的儿子朱岩身上。

朱来成（中）与爱人和儿子。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朱来成还记得，朱岩上小学时，一放学就背着书包跑到诊所里坐着。那时候，外面做工的人，被钉子划个口子，送去医院之前要先清创消毒。他蹲在那儿给人家上药，不大点儿的朱岩就站在旁边抻着脖子看。

看病的村民见状觉得新鲜，这么小的娃娃不怕伤口和血，常常打趣他，“你以后怕是要接你爸爸的班。”

年幼的朱岩仰慕着父亲的本领和境界，就像父亲曾经仰慕爷爷那样。这门艰深复杂的学科，像纽带一样，将祖孙三人联结在了一起。朱岩得到的第一本医书就是从爷爷那传下来的，上面生僻字和繁体字让他充满困惑，可是他就是忍不住地喜欢琢磨这些。

后来真的学了医，第一次做小白鼠解剖实验，朱岩让同学录了一段自己取肝脏组织的视频，给父亲发过去。他也收到了父亲难得的夸奖：手一点儿都不抖，有当外科大夫的天赋。

互相分享治疗心得时，父子俩也会吵架。明明俩人说的药物都有效，就是非得争个半天。朱来成看似绷着一张脸，其实心里更多的是欣慰——儿子努力的样子，像极了当年和父亲犟嘴的自己。

今年已经是朱岩学医的第四个年头。实习时第一次给尘肺病人查体，做胸部叩诊，听肋间隙的声音。60多岁的大爷身体虚弱，说话有气无力，朱岩看了更是紧张得浑身冒汗。

大爷却一直在鼓励他。诊疗结束，朱岩特意向大爷道了声谢谢。老人家眯着眼睛笑了，“你别紧张，你这才刚刚开始，以后你肯定会成为好大夫。”

这份安慰与夸奖，让他更加理解了父亲与爷爷的坚持。或许就是这些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细小的陪伴，使得年轻的医师们，选择在这条学无止境的道路上不断走下去。

守着山村诊所，朱来成的日子仍是琐碎又忙碌。不断有医院给他发去邀请，有的甚至数次找他聊过要不要入职。但他总说，在乡下过惯了，地不能荒废，这是做农民的本分。

早晨打理菜园，是朱来成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佛手瓜、山葡萄、扁豆角、细粉莲、秋葵、花菜、白菜……家里的菜园子种得满满当当，光是辣椒就有三种。往哪个犄角旮旯撒上一把种子，按照节气悉心照料，最后总能收获果实。

2022年8月12日，朱来成在家里自留地锄地、揪野菜。 新京报记者 孙霖婧 摄

但外孙女稳稳一来，菜地就“遭了殃”。小丫头拿个锄头比画，常常把萝卜白菜连根刨了出来。朱来成也不计较，笑呵呵地让她“欺负”。

稳稳四岁多了，每次去村里都要缠着姥爷爬山，她也走不了多远的路，就猴在姥爷怀里、背上听讲：这个是酸枣，那个是欧李；岩上跳的是松鼠，蹿出来的是山鸡；柴胡开着伞状的小黄花，穿地龙绕着树爬……等回了家，还能给妈妈朱媛媛讲出一两种药材能治什么病。

从女儿身上，朱媛媛感受到父亲心底对土地的眷恋。这几年，她越来越习惯“顺着父母的心意来”，看见稀奇的菜籽就买了给他们邮过去，“什么样的种子到了他们手里，都能种出来。”

土地公平地对待着认真劳作的朱来成，就像对待他父亲那样。早上7点，朱来成整理好菜地，刚摘下的黄瓜顶花带刺，他拎了一桶回家。冲个凉，新的一天开始了。

朱来成骑上小电瓶车，跟随拂过云影的风，向着柳枝轻摆下的诊所驶去。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实习生 崔健

编辑 李彬彬 校对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