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9 16:16:33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要校勘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红楼梦》。”今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红楼梦》(简称“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又称“新校本《红楼梦》”)出版40周年。在出版40周年纪念暨2022年修订新版发布会上,86岁的校注组成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吕启祥讲述了校注出版这部《红楼梦》的初衷。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红楼梦》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也是最复杂的作品之一。多年来,围绕曹雪芹原著面貌、书中人物命运与故事结局,无数学者展开讨论,各类学术专著与通俗解说也不断问世,但很多问题至今没有定论。
但探寻曹雪芹原著面貌一直是千万读者与相关学者的心愿。1975年至今,吕启祥参与了新校本《红楼梦》的校注与历次修订,“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红楼梦》”,是她和所有参与专家的共同心愿。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今仍在进行中。“来之不易,来日方长”——吕启祥用8个字概括了这项工作的过去与未来。
红学史上的第一次
曹雪芹生前,《红楼梦》只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手抄本极为耗费人工,价格昂贵,传播范围有限。这一时期的《红楼梦》版本被称为早期抄本,因其中有脂砚斋等人批注,又称脂本。
直到曹雪芹去世20多年后,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和高鹗经过搜集、整理,用木活字排印的方式将《红楼梦》刊印出来。首次刊印版本为程甲本,第二年重新整理刊印的版本为程乙本,通称程高本,共120回。程高本的出现,让《红楼梦》由手抄时代步入刊印时代,传播数量和速度都大幅提升。
之后的100多年里,程高本及其翻刻本、评点本流行于世,广为传播。而更早的那些手抄本一直流落民间,不为人所重视,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才陆续被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和藏书家发掘出来。根据各自的特征,它们分别被命名为庚辰本、甲辰本、己卯本、俄藏本、蒙府本、戚序本等等。目前发现的10余种抄本,都只有前80回的部分内容。因此,红学界普遍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未能最后完稿的著作,曹雪芹原著只有前80回,后40回是程伟元和高鹗整理补上的。
图为俄藏本,早期脂本之一。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熙中多次为修订提供重要意见,在他看来,诸多抄本的陆续发现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抄本,我们只能读到120回的程高本,不可能再进行别的研究,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红楼梦》恐怕也看不到了。”
“红学家们在研究中发现,早期抄本文字更好,更接近于曹雪芹原著面貌,这是一个学术共识。而程高本,尤其是程乙本,已远离了原著。”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2022年新修订版召集人张庆善告诉记者,“程高本特别是程乙本,经后人整理修改的内容比较多,表面上看是通俗了,但实际上是把《红楼梦》早期抄本的典雅气息给弄没了。”
张庆善介绍,早期抄本和程高本,几乎每一页都有差异,有的是具体的字词不同,有的是段落不同,甚至有的情节也不一样,“这些早期抄本的存在,为校勘整理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红楼梦》提供了保证。”
当然,早期抄本也存在各种问题。“它们是手抄本,错误相对多,抄写的人会写错字,甚至增字、丢字,但这些错误通过校勘改过来就可以了。”张庆善解释,事实上,校勘正是《红楼梦》校注组的工作之一,“比如我觉得底本上的某个字是错的,能不能改呢?不能乱改,要对比别的抄本,别的抄本上这个字是正确的,可以按别的抄本改过来,之后再做一个校记,写清楚底本是什么字,依据什么抄本做了修改,这样既保留了底本的情况,又为研究者提供了依据。”
1975年,《红楼梦》校注组成立,决定以乾隆时期的抄本作底本,校订整理出一个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子。在程高本已经流行了100多年的背景下,这是第一次以早期抄本作底本进行整理普及出版工作,在红学史上都不曾出现过。
1982年版校注组赴清西陵考察。左起:吕启祥、徐贻庭、冯其庸、应必诚、沈天佑、顾平旦、陶建基。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那么,《红楼梦》校注组为什么在众多早期抄本中,选择了庚辰本呢?
当年校注工作总负责人、红学家冯其庸专门写了一本书《论庚辰本》,阐述庚辰本与曹雪芹原著的接近性。“这部过录的庚辰本,它最初的底本,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改定本,这时离曹雪芹去世只有三年。截至现在,我们没有发现比这更晚的曹雪芹生前的改定本,因此,可以说这个‘庚辰秋月定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也是最接近完成和完整的本子。”
校注组最终决定新校本《红楼梦》前80回以庚辰本为底本,参考其他10余种早期抄本及程高本,后40回则以程甲本为底本。“《红楼梦》以120回的面貌流传了这么多年,如果只有早期抄本的前80回,应该不会赢得那么高的地位,所以还是选择用120回的来满足读者的需求。”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此次新修订版专家之一孙伟科介绍。
孙伟科认为,后40回最重要的是把两点保留了,一是贾宝玉父子矛盾的悲剧,贾宝玉不按家族的要求光宗耀祖,最终离家出走;二是宝黛爱情的悲剧,后40回把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矛盾保持了。这两个矛盾是《红楼梦》里最主要的矛盾,把这两个矛盾保持到底,是后40回的贡献。
“《红楼梦》后40回一些情节,虽然不符合前80回的线索,但有一些章节写得相当不错,最重要的是完成了《红楼梦》的悲剧结局,这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中是非常了不起的。”张庆善说。
为一个词争得面红耳赤
“从来没有那么多红学家为一部书的校注聚在一起!”采访中,谈起当年校注组的工作,不止一个人向记者感叹。
冯其庸、李希凡、刘梦溪、吕启祥、孙逊、沈天佑、沈彭年、应必诚、周雷、林冠夫、胡文彬、曾扬华、顾平旦、陶建基、徐贻庭、朱彤、张锦池、蔡义江、祝肇年、丁维忠,7年里,先后有20位红学领域的专家参与校注,共整理校记6000多条,实际采用1000多条,撰写注释3500多条,实际采用2300多条。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堆放着各种文献书籍的办公室里,编辑胡文骏为记者翻出了学者们当时的原始发稿本,上面有多位专家的勾画与批注。“已经很难辨认是哪些专家的笔迹了,但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工作状态。”胡文骏说。
第一版注释发稿本。
“校注组主要有三方面工作,一是标点断句,二是校勘,也就是文字的订正,还有就是注释。”张庆善告诉记者。
当年,在恭王府前石狮子的右侧,有一座叫琴楼的楼,里面每间房都小小的,有一床、一桌、一椅、一书架,校注组刚成立时,专家们就在那里工作,一人一小间。多年后,李希凡在《往事回眸》中回忆:“上午校订,下午阅读,校订是大家在一起,读出各种版本的每一句话,斟酌取舍。”他这样形容在琴楼的日子,“似是到了‘世外桃源’。”
如今,琴楼已被拆除,但吕启祥仍然记得当时工作的情景。在校勘过程中,大家坚持己见,寸步不让,常常为了一个字、一个词争得面红耳赤。“究其原因,不外是为了坚持自己心目中的‘原著面貌’。”
第一版校记手稿。
工作中,与吕启祥相处时间最长的学者是陶建基。吕启祥曾在新校本《红楼梦》出版25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回忆这位“端方正直”的老先生:“陶老年纪大,身体也不甚好,可愈是琐碎吃力的事,他愈是认真落力去做,一次查找《不自弃文》的出处,为了赶时间,他不避暑热路远,大礼拜天乘公共汽车跑到北图,找出《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从卷二十一《庭训》里把《不自弃文》全文抄录下来,字字清晰,一笔不苟。”
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周汝昌、启功等老红学家担任校注组顾问。那时启功居住在小乘巷一间陋室中,吕启祥曾回忆起去他家求教的情景。“那时,为了《红楼梦》校注的事,我大约隔些日子便会到小乘巷启先生家中去。记得是一个很小的院子,院角有一株芭蕉树,先生住其中一间平房,屋内泥土的地,纸糊的顶棚,已经破旧,上有耗子穿梭游走,冬天生一个炉子,一把藤椅已年深月久,跐牙咧嘴,扶手上的钉子突了出来,坐上去要十分小心。”
为了注释《红楼梦》中妇女的服饰和配饰,校注组的专家们曾到故宫珍宝馆参观实物。为了弄清楚书中提到的医药、器物,他们请教了医药界与故宫的多位专家。书中每条注释的确定,都经过多次商讨,并力求找到典故或史料的最早出处。
经过7年努力,1982年,新校本《红楼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逐渐成为影响最为广泛的《红楼梦》读本。据胡文骏介绍,40年来,这一版本《红楼梦》,普通版、珍藏版、大字本、有声版等各种形态加在一起,累计发行近1000万套。
不同装帧形态的新校本《红楼梦》。
四十年打磨不寻常
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十年辛苦不寻常”。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新校本《红楼梦》,40年来也经历了不断打磨的过程。
“校勘《红楼梦》的根本目的,是要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给广大读者提供最好的通行本。”张庆善说,“这样一个本子需要根据红学的发展,不断修改完善。”
事实上,40年来,不断有读者和学者向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会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提出意见与建议。1994年和2007年,校注组专家又对新校本《红楼梦》进行了两次全面修订,并分别于1996年和2008年出版第二版、第三版。2008年,根据最新红学研究成果,新校本《红楼梦》的署名由过去的“曹雪芹、高鹗著”,改为了“(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
2007年修订时校注组专家合影。左起:吕启祥、冯其庸、林冠夫、胡文彬。
“新校本《红楼梦》发行量大,不少读者发现问题就会提出来,有的学者还专门就校注问题写成论文发表。这些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了校注组专家以及红研所的老师们,我们出版社也曾收到读者的反馈。”谈及修订意见的收集,胡文骏这样说。
第三版序言里讲述了读者来信指出校勘错误的往事。第47回中,柳湘莲对贾宝玉说:“眼前十月一,我已经打点下上坟的花消。”校注组一开始将“十月一”改为“十月初一”。读者在信中说,“十月一”是北方为已故亲人送寒衣的民俗节日,不能改做“十月初一”。冯其庸他们请教了周围的老北京人和北方的朋友,都说至今仍有“十月一,送寒衣”的民俗,因此在第三版出版时,恢复了庚辰本底本的“十月一”。
在出版40周年来临之际,原校注组专家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红楼梦研究所相关专家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一起,再次对新校本《红楼梦》进行全面梳理修订。
“我们这次仍然是把各方面的意见收集起来,大家在一起一条一条地讨论,看法比较一致的就直接通过,不一致的就会更慎重些,有的意见就留到将来有新的研究成果出来再解决。”张庆善说。
此次修订时的工作照片。
此次修订过程中,校注组老专家胡文彬去世。孙伟科回忆,早在2020年12月份,他就收到胡文彬发给他的几百条意见,“一开始胡老师还参加了我们的讨论,遗憾的是,他在2021年5月去世了。在最后的时间里,胡老师都一直牵挂着这件事。”
老专家们强烈的责任心给孙伟科留下深刻印象,“你能感觉到,如果作品中间存在任何一个小的差错,都会让他们寝食难安。”
事实上,40多年过去,与吕启祥一起工作过的大多数专家都已去世。在出版40周年纪念会上,吕启祥说,继续修订是对这份事业的传承和延续,也是对他们的告慰和最好的纪念。
“吕启祥老师说自己年纪大了,看着周围的同道一个个离开,很着急,特别希望赶紧修订,把这份事业继续下去。”胡文骏说。
吕启祥参与本次修订。
据统计,此次修订共订正正文及标点150余条,校记30余条,注释200余条。“每次修订的原则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忠实于曹雪芹原著,忠实于底本,吸收新的可靠的研究成果,改正错误。”张庆善说。
他介绍说,此次修订一个重要改动,是第63回芳官唱《赏花时》,第二句“闲为仙人扫落花”,之前校注组根据汤显祖原著《邯郸记》,将其校正为“闲踏天门扫落花”。但根据最新红学研究成果,“闲为仙人扫落花”来自雪芹祖父曹寅致友人的诗注,“这句曲子表达了曹雪芹对家族的怀念,他应该是有意这么写的,因此此次修订改回了底本原文。”张庆善说。
还有第76回中的名句“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这句话后半句曾校订为“冷月葬诗魂”,此次修订又改了回来。张庆善解释说,在庚辰本底本中,这里是“葬死魂”,旁边有墨笔改为“诗魂”,因此曾校订为“冷月葬诗魂”。但其实“葬死魂”的“死”,很可能就是“葬花魂”的“花”。林黛玉的诗也多次提到“花魂”,比如“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另外,从格律上讲,“花”与前一句“寒塘渡鹤影”中的“鹤”也更对得上。“总之,是‘葬花魂’还是‘葬诗魂’,不是好和坏的问题,而是对和错的问题。”张庆善告诉记者。
这次修订中讨论得最多的,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细节。《红楼梦》第28回中,大家说起为林黛玉配药,贾宝玉对王夫人说:“太太给我三百六十两银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药,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么药就这么贵?”于是,贾宝玉开始解释他要配些什么药,之前的版本是“头胎紫河车,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但“三百六十两不足龟”这里,大家总觉得读不通。“360两是清楚的,贾宝玉让他妈妈掏360两银子,可是‘360两不足龟’又是什么呢?”张庆善说,经过多次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一方面是标点错了,一方面是批语误入正文,也就是说“三百六十两不足”应该是抄本的抄写者把脂评抄到了正文里,“当然,这只是我们的分析,并没有版本依据,为了尊重原著,就将这句话改为了‘头胎紫河车,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这样一下子就全通了。”在此基础上,再通过注释解释为什么这样修订,“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也可以参与思考讨论。”
注释中,一个重要改动是贾宝玉出场时的两首《西江月》,过去对这两首词的注释比较简单,这次扩充为“借世俗的眼光描画贾宝玉的形貌和性情,寓褒于贬,出语精警,意味深长,是嘲笑也是自嘲,是讥讽也是反讽。其词在看似轻松的语句中包含着深沉的愤懑和某种追悔,世人包括家人并不理解这古今无双的个性,揭示出主人公的孤独和受谤是必然的”。这样深入的解读,能让读者更深刻理解贾宝玉这位看似单纯实则复杂的人物。
人人可成校勘家
《红楼梦》的魅力经久不衰,吸引着无数学者与普通读者步入这个动人的世界。在孙伟科看来,《红楼梦》是一出悲剧,但曹雪芹不是简单写人物命运多么悲伤,而是通过他们来彰显人格理想的价值。“林黛玉为什么死?她捍卫了一种价值。宝玉为什么出家?他信守了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实际上是曹雪芹所崇尚的崇高人格。”
南京曹雪芹纪念馆中的曹雪芹像。新华社发
正因为《红楼梦》的巨大魅力,还原曹雪芹原著面貌才有如此大的有吸引力。然而,尽管几代红学家投入了许多时间精力,但要想在现有条件下恢复曹雪芹原著面貌,却很难很难。
《红楼梦》未及完成,曹雪芹便在贫病中去世,再加上他的手稿迄今为止都未能发现,也没有他生前付印的定稿。“现有的抄本都是过录本,要想根据这些抄本完整恢复曹雪芹原著的面貌,实际是不可能的了。”孙伟科感叹。
但修订工作以后还会继续下去。在张庆善看来,“古籍整理是非常重要、非常艰难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的认知在不断发展,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发展。比如芳官唱的《赏花时》中,那句‘闲为仙人扫落花’,就是学者们在研究中发现,底本是有意写错的。这是学术研究成果在我们校订工作中的反映。”
参与本次修订的专家学者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前排左起:陈熙中、张庆善、吕启祥、孙伟科。后排左起:胡文骏、徐文凯、董岑仕、石中琪、孙大海
而在吕启祥看来,新校本《红楼梦》底本所选择的庚辰本,是不是最好的也是可以讨论的,她举了一个例子,林黛玉眉眼的描述,作为底本的庚辰本是这样的:“两湾半蹙鹅眉,一对多情杏眼”,虽是通的,但与其他抄本对比却并不好。因此,初版时便根据甲辰本和己卯本,将这句话改为“两湾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待俄藏本《红楼梦》回归后,又据俄藏本改为“两湾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这里为了文字的择优,我们违背了体例,更多的时候是为了留存底本,而放弃了其他抄本更优的文字。”
总之,《红楼梦》的版本很复杂,“这10余种抄本的源流、关系究竟如何,现在都不很清楚。在校勘过程中,真伪、先后、优劣是取舍的依据,会因对各个本子的不同见解而有所不同。”吕启祥说。
当年,吕启祥他们开始新校本《红楼梦》的校注工作时,早期抄本的数量还十分稀少。在校注组内,底本庚辰本的排印本能保证人手一册,而其他抄本只有少量复印本,大家只能轮流看。今天,早期抄本早已不再是少数专家学者才能翻阅的奢侈品,各种抄本都有排印本出版,一般人也能买得起。
“普通读者只要有兴趣,肯下功夫,也可能成为校勘家。”在吕启祥看来,《红楼梦》有如此广泛的读者群体,版本研究也不断出现新成果,有理由期待更加完善的校注本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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