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与星光厂有关的青春:风光、追赶和等待「藤原光长」

记者 | 周小飏

编辑 | 张慧

2019己亥年农历大年初一，河南邓州，风起欲雪。张晓带着结婚不到一年的新媳妇来到爷爷家。

这是他成家后的第一个春节。

在爷爷家，张家四世同堂聚餐。90后张晓见到了久未谋面的三叔张建淼。

85岁的张老爷子、52岁的三儿子张建淼和30岁的孙子张晓，有一个共同的标签——星光厂子弟。

星光厂是央企下属企业河南北方星光机电有限责任公司。1969年，中国政府在豫西南边界成立了这家兵工企业。它是1949年之后中国第一家无线电近炸引信科研生产厂家，如今已步入不惑之年。

张老爷子这一代人在中国军工企业穷白的基础上，服从调配，从四面八方赶来建厂；张建淼遇上了最好的八十年代，星光厂成为风光一时无两的“城中城”，九十年代，星光厂里的张建淼们在改革大潮中奋力适应和追赶市场，起伏沉落，冷暖自知；2010年之后，仍在体制内腾挪寻找生存空间的星光厂，对于张晓这批生活方式和思想都与祖父辈完全不同的90后来说，已经丧失了吸引力。

张老爷子叫张锡祥，1934年出生在上海崇明岛，曾在吉林长春、山西大同等地的坦克厂工作。

1970年，一纸调令，当时36岁的张老爷子举家来到豫西南的邓州市，“因为那里新成立了一个兵工厂，是‘小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中国军工企业历史上的特殊阶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府为预防再次发生世界大战和被封锁，将沿海的兵工企业转移至中西部，史称“三线建设”。这是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重点，转移至川渝的军工企业被称为“大三线建设”，迁至鄂豫等地的被称为“小三线建设”。

邓州市紧挨湖北襄阳，是两宋名城。“小三线建设”让天南海北的人们走进小城：北京的“改造”干部，加上各路外省兵工厂抽调来的技术人员，在小城邓州组建了第五机械工业部五七干校的校办工厂，代号5124，即后来的星光厂。

在累计投资了1266.47万元之后，1982年年底，星光厂完成了符合无线电引信生产工艺要求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一片干校平房的基础上，建立了近3.5万平方米的工厂及配套工程。

张老爷子在此期间负责工厂的调度和计划定额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如果说邓州市是豫西南的皇冠，那星光厂就是这顶皇冠上的明珠。

由于兵工企业带有军队保密性质，森严的两道警卫门，将厂内和厂外，隔成了两个世界，工厂主厂区在第二道警卫门内。

厂内，是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每天早晨七点钟，星光厂的广播站传出军号声，唤醒全城。住在宿舍楼里的单身小青年们排队来食堂排队吃饭。结了婚的夫妇们，住在家属楼，点着煤炉子生火做饭，骑着自行车或坐班车陆续进厂开工。

厂里还有丰富的文娱生活。有自己的电影院，以及篮球场和游泳池。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生活条件十分难得。

1988年，星光厂斥资11万元修建了公园，设有假山、凉亭，成为改革开放后邓州市第一个公园。

那时实行计划和市场双轨制，商品交易还处在管制阶段，星光厂小卖部是全城孩子们的天堂。这里有包着五颜六色玻璃纸的糖果，也有黑猫警长巧克力，别的地方很难买到。

张老爷子的三个儿子，就在这座“城中城”中成长、成家。

文娱和丰富的商品，只属于厂内的子弟们。张建淼的妻子为了能到梦想中的星光厂工作，放弃了进入邓州市交通局和文化局的机会。邓州市一些领导得想方设法把子女送进来上班。

在这种条件下长大的张建淼，从星光厂配套的职业培训学校——豫西技校毕业后，顺利进入星光厂开发处工作。开发处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汽车零部件工程师，张建淼是其中一员。

星光厂在80年代的风光，得益于打了八年的两伊战争。1982-1987年间，星光厂军品出口量逐年增加，工厂满负荷甚至超负荷生产。

据三车间退休职工李厚东回忆，1987年，他每天从赵营家属楼骑车进城，7点上班，中午12点半到家，20分钟吃完饭后赶紧又去工厂，晚饭也是匆匆如此，加完班回家已到11点多。

1982-1987这六年间，星光厂共实现工业总产值1.25亿元，盈利2357.4万元。按照职工平均工资折算，那时的星光厂像海湾国家的沙特阿拉伯，富得流油。

张建淼说：“那时星光厂人的生活方式，对邓州市来说，就像内地看香港一样。”

好日子在1988年戛然而止。

两伊战争结束，星光厂原本预想在1988年剧增的出口订单落了空，预计的12万发引信订单变成了2万发，堆积了大批库存。

20岁出头的小青年张建淼看到，好多人上一年加班加点都干不完活，这一年突然闲下来了。

1981年，星光厂的军品还处在研发阶段时，时任厂长张书维为扭转长期开工不足的局面，试图从民用产品入手，打开另一条出路，增加生产任务。那时，星光厂研制了10寸和3寸电动式纸盒扬声器，以及小型家用锁边器。

星光厂还准备组装收录机、彩色电视机、录像机等，并于1981年3月，在深圳与一家外资企业签订合同，准备引进组装立体声收录机的生产线。但由于厂内其他高管持有反对意见，这一合同最终告吹。

“当时厂里发展民品的思路是正确的，想上的收录机项目也有市场，太可惜了。”一位不愿具名的星光厂管理层人士称。

两伊战争结束后，紧接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星光厂军品订单巨降；作为“养军”的民品，由于之前军品订单过大，没有精力发展。

在和平年代，星光厂需要调整发展战略，追赶民品市场。但企业的军工性质，又决定了星光厂必须用相当大的精力优先保障军品生产，这使它的民品研发和生产速度受到影响。

作为军工企业，星光厂曾承担中国“七五”计划期间重点军品改造项目。经相关部委批准立项，1986年，星光厂开始引进美国某生产线，预算投资8830万元。即使是从1988年起，工厂军品生产出现断崖式下滑、效益剧减，这一生产线的投资也不能停，只到1990年才完成投资，开始有产出。

星光厂从1988年起恢复民品产品开发，开始显得有些着急仓促，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生产了望远镜、节能灯、钢琴、照相机快门等产品。除了食品喷爆机曾小批量生产外，其他产品因不适合工厂生产工艺以及打不开市场，先后宣告失败。

1990年，星光厂决定，根据已有的工艺特点，将轿车门锁机构及联接件作为支柱民品。

在张建淼看来，这个决定做的有点晚。当时，需要获得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下称中汽总公司，已于2007年12月被撤销）的认可，才能成为车锁定点供货商，而定点供货商早被其他锁厂瓜分完毕。

星光厂的领导们无数次前去游说，终于在1991年取得中汽总公司的车锁供货商许可。后又斥资4000多万元，于1992年引进全球最大的汽车锁公司德国开开特（Kiekert）的制锁技术及关键设备，并于1995年通过生产验收，星光厂达到100万把轿车锁机构的生产能力。

1992年，为了供应更多车锁品种，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批准星光厂斥资2093万元在郑州建立分厂，后又斥资近6800万元引进美国制锁技术和关键设备。1998年，星光厂基本形成了250万把车锁生产能力。

“星光厂的车锁起步艰难，将车锁市场做起来非常不容易。”张建淼说。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速度加快，邓州市内的商品经济开始活跃。星光厂的小卖部不再独一无二，涨幅极小、多年不变的职工收入难以承受不断上涨的物价。

1992年，星光厂的干部固定月工资不过两百多元。但1992年-1996年，中国物价连年飞涨，1995年的CPI增长率达到惊人的24.1%。

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有人开始打破国企铁饭碗，下海闯荡。张建淼的大哥张建鑫于1996年下海，去了广州。

2003年，张建淼和妻子调往郑州分厂。作为汽车零部件工程师，他的月工资只有2000多元，需要担负家计和小孩上学。这样的收入在河南省会郑州，还不如一个泥瓦匠。

此时，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势头像上腾的烈焰，将国有企业低微的工资水平远远甩在身后。

中国这时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年，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前所未有。中国的汽车工业以两位数的年增速高速发展着，国内汽车厂家纷纷引进新技术、更新产品，所需的门锁也从机械门锁向机电一体化的中央集控门锁方向发展。

“2003年-2005年，我们最早研发出了中央集控汽车门锁。”张建淼说，那时，星光厂主要为捷达和标致供货。为标致系列配套车锁的竞争优势，促成了2005年星光厂与德国开开特组建合资公司——河南开开特星光锁系统有限公司（下称开开特星光锁）。

星光厂持有该公司75%股份，德国开开特持股25%。开开特星光锁之后成为了全球重要的车锁供应商，为一汽、东风、上汽、长安、江铃、奇瑞、比亚迪等公司供货，仅商标价值达上亿元。

作为中国第一批中控汽车门锁的研发者，张建淼在2008年选择离开贡献了青春的星光厂，成为吉利汽车的一名工程师。

那一年，也是星光厂的“能力提升年”，其当年斥资2342万元新建五条汽车锁生产线，新增设备98台。多年的增资扩产，使星光厂年产各类车锁能力达到800万把。

研发的荣耀和开开特星光锁的成名留不住张建淼。吉利优厚的薪资让张建淼觉得，和自己的专业水平相匹配。

张建淼说，当初那批中控汽车门锁的研发者差不多都离开了，先后跳槽到了外资企业和民企，或下海创业的，都过得比在厂里好。

如果张建淼不离开星光厂，现在基本月工资也不会超过4000元。目前，大部分星光厂职工月薪在2000元左右。

这样的收入在现在的邓州市，会成为笑柄。

和大哥张建鑫、三弟张建淼选择走出去闯荡不同，张晓的爸爸张建森部队转业后，一直在星光厂里工作，直至前几年病逝。

张晓高中毕业后去了部队当兵，转业后，在深圳和北京当过保安，也尝试过健身教练等其他职业。

由于父亲病逝，为了就近照顾母亲，张晓在2015年选择回到星光厂从事检验工作，月工资只有2200元。

提起星光厂，他记得的，只有曾经的小公园、游泳池、篮球场、子弟学校的池塘和飘逸的一排排柳树。这些早已破败凋敝。

“太可惜”，是了解内情的星光厂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星光厂的运气，总是差那么一点点，以致于总是错过机遇，和社会的距离越拉越大。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实行“保军企业”政策，即选择54家生产军品的企业，作为重点保军单位。

列入重点保军单位的军工厂，不仅可以优先拿到军品订单，还能享受国家拨给军工企业的维护费和生产维持费“两费”待遇。维护费用来保养机器设备，维持费是生产任务不饱和时用于维持职工工资。

拥有美国先进生产线的星光厂，拥有“重点保军”得天独厚的优势，结果因为太确信“保军”是铁板钉钉的事，没有找上级领导主动争取，最终失去了资格，只享有“流动保军”待遇。

“拥有正式队员资质的，结果成了替补队员，待遇当然不一样了。”星光厂的老员工江城说。

多年巨额投资导致星光厂高负债，2001年，星光厂申请进行债转股，成为财政部601家债转股企业之一。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北方智能微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出资1.19亿元，中国华融投资公司出资8400万元，中国长城投资公司出资833万元，分别对星光厂持股56.32%、39.74%和3.94%，将星光厂拖欠银行的9233万元债务转为国有股权。星光厂自此改名为河南北方星光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但债转股的含金量，不如后来出台的军工企业破产重整政策。

根据军工破产重整政策，国家划拨资金，用于支持军工企业改造厂房设备、重组优良资产。星光厂周边的几个兵工厂争取到了破产重整政策支持，每个厂获得了1亿多元资金注入。

星光厂去申请破产重整支持时，却被告知由于已享受了债转股支持，不能再享有破产重整待遇了。

星光厂再次失去盘活优势军品资产的机遇。

2010年，星光厂参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组建子集团的战略，和集团旗下几家子公司进行重组，目的是为分工明确、强强联合。

结果，这几家企业争抢订单，具备研发和生产能力的星光厂抢不到订单，还得派遣技术人员支援生产能力不足的兄弟单位，且要“自掏腰包”给派出去的员工发工资，每年还需上缴500万元的子集团管理费，财务负担不降反增。

“现在的运行状况，背离了组建子集团的初衷，”江城说，“协同效应的设想，变成了不公平竞争。”

前文所述的开开特星光锁，是星光厂艰难孕育成功的民品品牌。在张建淼这群星光厂汽车零部件工程师眼里，它像一株珍贵的盆栽，园丁们施肥浇水细心养护，好不容易开花结果，却让别人连盆端走。

2012年，德国开开特想要将所持的开开特星光锁25%的股份转让出去，星光厂是最合适的接盘者。

无奈，星光厂缺乏资金，汇报给母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希望得到资金支持。结果，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旗下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河北凌云工业集团接手了。2014年10月10日，星光厂在车锁合资企业的75%股份也交割给了凌云集团。

开开特划归凌云，星光厂民品生产彻底失去了支柱，只剩下组装车锁零件生产线。但组装一个零件，只有几分钱的薄利。

“如果那时星光厂大胆一点，说自己具备收购开开特25%股权的资金实力，向银行争取贷款，现在的民品生产和职工待遇，该多不一样啊。”江城说。

这些往事，只能回忆、不能追回。

眼下，张晓他们最关心的是工厂的搬迁。按照邓州市政府的规划，星光厂的部分生产制造车间将搬迁至距离主厂区10公里之外的北京大道附近的产业园里。那里尚未通直达公交车。

由于星光厂建厂较早，生产区和一部分家属区位于市中心。前述匿名管理层人士称，邓州市政府想把市中心这块地皮规划为商业街。

2015年4月，邓州市政府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就星光产业园项目进行对接磋商。2017年8月23日，星光厂科研生产区宣布启动搬迁工程开工奠基仪式。

这引发了星光厂人的议论和质疑。

“没有钱，怎么搬迁？单说生产线这块，很多老旧的拆完就报废了，需要花钱上新的。一拆一装，需要一大笔钱。”江城说，“眼下地方政府支付的费用远远不够搬迁，星光厂并无多余的搬迁费用，除非国家在资金上大力支持。”

今年，星光厂计划将军品生产线搬迁至产业园。张晓琢磨着，到时上班就很远了。

家宴结束时，张老爷子说：“我是1994年退休的，退休工资每月有4000元。张晓你要超过我才行啊。”

张晓是跆拳道黑带，他正准备年后当教练作兼职，这样，月收入或许能和爷爷一样了。

（文中江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