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红旗》节选「国旗背后的故事最短」

时间：2023-01-02 10:16:42来源：

01 征稿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此后，我百万大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南京解放，悬挂在总统府上空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被一举扯下，预示蒋家王朝正式覆灭，27日上海正式宣告解放。

“青天白日满地红”这面旗帜的落下，就意味着要有新的旗帜需要升起，而这面旗帜，将代表的是新建立的新中国！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6月16日，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常委会下设六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下简称第六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一共有16人，其中包括了马叙伦、叶剑英以及郭沫若等人。

为了选出最优秀的国旗国徽图案，新政协筹备小组决定向全社会发布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征集启事。由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草拟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筹备会常委首肯，7月10日送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批准，于7月15日至26日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各大报纸在头版的显著位置连续刊登8天，征求截稿日期为8月20日。

此事一经传开，便在全国人民以及海外华侨之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7月15日，上海，在现代经济通讯社上班的曾联松，在《解放日报》上见到新政协筹备会刊登的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事，细读之下，备受鼓舞，年轻而充满干劲的他，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爱，设计一面国旗去应征的念头一下子喷发出来。

接下来的连续几夜，兴奋的他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入手设计国旗；一介上海小市民的曾联松，之所以会有设计国旗的强烈想法，这跟他的过往丰富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

02 热血青年

1917年,曾联松出生于浙江温州的滨海小城瑞安，这是一个山清水秀、文风昌盛、名人辈出的地方。

曾联松的家世虽不富足，但多少也算是个书香人家,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父亲人是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先在杭州湾海塘水利工程处工作,后来调到了南京的“导淮委员会”，母亲沈炳娣出身名门,也粗识文字。

年青时的曾联松

曾联松从小聪明好学，思想活跃，成绩优异，在瑞安县立中学读书时，曾联松既学国文，又习英文，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理事，还进入校军乐队和歌咏班。国画家金作镐先生所教的美术课，使曾联松对书法、绘画产生浓厚兴趣，在老师手把手指导下，曾联松打下了扎实的书法功底和美术基础，并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终身相随。

1933年，初级中学毕业的曾联松，来到父亲工作地南京上高中，就读于省立南京中学，受进步思想的熏陶，他积极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

1936年，曾联松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并没有按父亲的希望，选理工专业的意见，而是执意选了比较冷门的经济系，因为觉得读经济可以更全面了解、报效祖国。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曾联松随校西迁至重庆；在乘船途中，面对长江两岸的崇山峻岭、大好河山，曾联松联想到了国破民苦的残酷现实，写下了充满强烈家国情怀的《负笈入蜀》一诗：国破山河异，人亡四海忧；烽烟燃大地，血泪染芦沟。天下兴亡责，匹夫赴同仇；溯江正负笈，直上险滩头。

次年5月，21岁的曾联松经同学黄大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地下活动。同年10月，中共沙磁区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曾联松担任宣传委员，真正走上了革命抗日救亡的道路。

在中央大学读书时，曾联松经常去听宗白华教授的美学理论课，提高了自己的艺术修养。

皖南事变前夕，重庆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革命形势异常严峻，曾联松得到组织“立即转移”的紧急通知，中央大学支部的同志全部撤离重庆！在紧急疏散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辗转回到老家浙江瑞安。

后来，曾联松先后在浙江省云和县民国政府任合作室代理主任指导员、浙江省合作金库经济研究员、浙江省常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浙皖办事处会计课长，为地方百姓做了不少力能所及的工作。

因劳累过度，他在云和病倒了后，便回到家乡休养。1944年1月，瑞安县立中学聘请曾联松来校执教历史课，曾联松心想瑞中是自己母校，又能为家乡教育事业效劳，觉得义不容辞，欣然应允。

一次，曾联松和友人登临话桑楼时（1926年11月，瑞安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瑞安小组在话桑楼建立，从此瑞安革命的星星之火在此点燃）。想想自己这些年的漂泊，再看看当时的国家的危难，满腔热血、壮志未酬的他写下了：“独上江楼思黯然,万方多难对烽烟。裹尸未获男儿志,伏枥频添驽马车。闻道冤沉戈同室,更恨煮豆萁相煎。蹭蹭秋风至,浪迹天涯路几千”。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曾联松在母校当了2年多的历史老师，深受学生们爱戴。

1945年，当时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沁园春·雪》，曾联松在上历史课时特地抄在黑板上，逐句逐字为学生讲解，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而奋斗。

抗战胜利后，曾联松决心走出瑞安小城，到大城市发展，在朋友的介绍下，他来到上海，在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秘密经济新闻据点“现代经济通讯社”当秘书，虽然职位很普通，但他满怀热情、充满斗志地投入工作。

上海解放

03 激情创作

上海解放后，通讯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曾联松计划调至上海市供销合作社工作。随后不久，他把妻儿接到上海,安顿在华山路东段466号的职工宿舍里。这是一栋木结构的老式楼房，曾联松家住在三楼，只有一间房外加一个小阁楼，26平方米左右。居住环境虽然破旧,但曾联松已经十分满意，他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了希望，对新中国充满了信心。

曾联松看到《解放日报》刊登的全国政协筹委会关于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后，仔细读了几遍，心里泛起阵阵涟漪：祖国新生，群策群力，我为何不能一试！

这个念头一出现，便再也无法停止，曾联松当天下班一回到家，二话不说就跑到小阁楼上，打扫、整理，收拾出了一小块空间，决心在这方寸阁楼里好好设计心中的国旗图案。

他买来一大捆彩色油光纸，又到国立上海商学院，找到中学时的学生何仲辚借了圆规；何同学得知老师要设计国旗，当时还觉得他太天真，一国之旗怎会由小百姓来画呢？可是，他知道老师办事认真，想办的事情十头老牛都拉不回，因此这话也没敢说出口。

那段时间，曾联松下班以后就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看看、写写、画画,全身心地投入，就是吃饭也非得妻子三番两次地催促才肯下来, 一吃完饭又立刻跑到楼上忙乎，直到凌晨才休息，以至于年幼儿子都对妈妈说,爸爸是不是有病了，要不要带去看看病。

七月的上海，炎热无比，曾联松只穿着背心短裤，摇着蒲扇，夜以继日地在阁楼的案前埋头创作，挥汗如雨。

万事开头难，曾联松的设计过程并不一帆风顺，一开始的十几个晚上后，他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涂画, 设计出无数的稿件，但是没有一个能够让自己满意，废弃的图纸一堆又一堆。他也曾怀疑过自己，想到过放弃，不过一停下来，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又想到这是为国家出力，于是马上又振作了起来。那则征稿启事被他不知看了多少遍,条例中对国旗图案的四项要求,他都能倒背如流。

为了集中精力创作，曾联松没有告诉家人是在设计国旗图案，只说是在创作稿件；每天早晨，妻子都会从阁楼上扫出一堆剪得很乱的油光纸，各种颜色的都有。

直到某天晚上，曾联松呆坐窗前，正苦思冥想之际，忽然看到窗外月光皎洁，顿时想到了一首民谣：“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中国共产党...”
星星，对！就是星星！曾联松仿佛突然间他开窍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当年红军帽上就有一颗红五星,用五角星这个革命的标志来作为国旗的主体, 五角星内含着镰刀斧头，象征共产党，象征人民军队，这样子不就很有意义了吗！
还有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提出了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联松决定用四颗逐渐变小的星星代表四个阶级，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大星带着4颗小星一路向前。
整体框架确定了，用什么色彩最好？他认为，国旗应该展现新中国奋发向上的精神，展现光明，展现炎黄子孙的自豪感，不能仿效国外，要有自己的特色。他最后决定，曾联松决定旗面用红色，5个五角星用黄色。
红色在政治上经常用来象征革命以及左派，红军、红旗早已深入人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也是被朝野普遍喜欢的颜色，将红色设定为国旗的基础颜色，既有热烈喜庆的气氛，也有代表解放和光明的意义，更因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所举的旗帜都是红色，象征着党领导的革命和革命的胜利。
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是土的象征，在五行中位于中央，是中和之色，居于诸色之上，最为贵。同时，黄色也是所有颜色中最能发光的色，给人轻快、透明、辉煌、充满希望的色彩印象，也表现了中国人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接下来就是动手设计了，曾联松画了一稿又一稿。

一日，曾联松的好友张公度来访，看到曾联松画过的一个图案，右下是大星，随后是一排到左上端逐渐变小的4个小星，斜穿整个画面。张公度当时就给他泼了冷水，说：国旗不同一般招牌，也不同文章投稿，这共产党打的天下，还由你来画国旗？恐怕早就设定好了吧！还有这大星拖小星，看起来就像领带一样，不好看！”

曾联松听了好友的劝，并没气馁，也不争辩，不行就再改改呗，于是，他又琢磨开了，把大星改放在旗帜中间，四颗小星调整为大星的三分之一大小，竖列于大星右侧，还是不美观；再改，他想到了海棠叶状的中国地图，特别东部国土更呈椭圆状，于是，便把竖列右边、等大的四颗星改为环状分布，各有一角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椭圆形结构仅占旗面四分之一，这下画面就变得生动了起来。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椭圆形图案，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

五星位置置于旗面正中，虽然端正，但整体感觉天地不宽，局促而有些凝滞；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有一次,他把五星一起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画面一下子视野开阔了起来，旗面犹如千里之广,大星居高临下,四星紧紧相绕随，光彩闪耀,仿佛星光映照红色大地，整个图案庄严华丽，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凝视着这个图案,曾联松非常激动，有些得意，又接连熬了几个通宵，细化细节，制作了两份五星红旗图案稿，一份自己保留，另一份则附带了设计说明书，小心翼翼地装入信封，寄给全国政协筹委会。此时，距离征稿截止日期只剩5天时间了。

曾联松应征稿以篇幅较大的“国旗的意义”陈述了他的创作理念：

甲、个别的意义

一、一颗黄金色巨型五角星着斧头镰刀—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领导革命事业

二、四颗黄金色中型五角星—代表着什么

1、四万万的中国人民

2、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他民主人士等四大阶级与集团

3、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与海外华侨等四大力量

4、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等四大内容

5、四千年来的中国文化

6、四千年来的中国历史

乙、排列的意义———黄金色的巨型星与四颗中型星排列成大团圆，表现着：

1、巨型星领导中型星，团结在一起

2、椭圆形的中国地形

3、黄色人种的中华民族

4、黄土地的中国国土

丙、综合的意义———中国国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带有斧头镰刀的革命的巨型五角星一颗及黄金色的灿烂的中型五角星四颗（以下略）。

应征稿件寄出后不久，曾联松就被组织安排到华东供销合作社事业管理局工作。工作伊始，庶事草创，整天忙于事务，投稿一事便不放心上了，设计一幅国旗应征稿对他来说，是否能被选上倒无所谓，反正这过程就是爱国激情的油然迸发。

04 一波三折

自发出启事之后的一个月多月内，政协筹委会共收到国内各界人士及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应征稿件数千件，其中国旗应征稿件最多，达1920件，图案2992幅。

在众多的设计者中，除了像曾联松一样普通的百姓之后，还有各界的名流，就连朱总司令也派人送来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在红旗的左上方四分之一的位置，设计成蓝色长方形嵌入一颗大红五角星的图案，寓意中国共产党光辉照耀中华大地。

著名文学家、爱国民主人士郭沫若先生，也给出了自己的国旗设计稿，红色旗面左上角绘制一颗大红五角星，代指中国共产党，中间是两条横杠，代指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和黄河。

著名教育家吴玉章先生设计的文字“工”加麦穗图案的国旗设计。

为了便于选阅应征来稿，8月16日至20日，北平饭店413房间被辟成临时选阅室；当时的筹备组没有任何的歧视看待，甚至连小学生稚嫩的笔迹也作为备选，郑重其事的与其他作品放在了一起。后来，根据马叙伦的建议，相关人员将对应征稿件造表登记之后，为每一件作品编号，曾联松应征的作品为1305号。

来稿大致分为四类：镰锤交叉并加五角星；嘉禾齿轮并加五角星；以二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组成旗面，于左上角或中央置镰锤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旗面为红色或2/3为红色，1/3为白、蓝、黄各色，加红色或黄色五角星。

其中前三类基本上是突出工农联盟含义，以镰锤交叉、嘉禾齿轮组合或加五角星为主，第4类则以红旗上排列五角星图案为主。

第六小组全体组员及评选专家，经多次认真的评议，一致认为，第4类来稿可供参考挑选。

大家比较看好的图案是大五星加杆的红旗，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加一条杠，代表黄河，加两条杠，代表黄河和长江，加三条杠，代表黄河、长江和珠江，意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

1949年8月24日第六小组初选出提17张国旗图案交常委会审核，曾联松应征的国旗图案不在其列。许多人觉得这幅图案好像有点似曾相识的味道。在三千多幅应证稿件中，几乎有四分之三的设计图不是模仿苏联国旗就是模仿美国国旗，有的甚至是模仿欧洲一些小国家的国旗，所以大家在第一眼看到五星红旗时，就把它放在了一边。

但包括田汉在内的小部分人认为这个图案很有新意，认为其设计朴素大方且寓意深刻，但在五星内有镰锤不好，建议删去后可作为复选稿。

9月1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马叙伦强调，毛主席认为初十七号修改案是一较好的图案，“星是代表共产党的领导，可以代表政权，实合征求条例。黄线代表黄色人种，代表黄河，代表统一战线”。

9月17日，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交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由第六小组向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提出报告。”

为了便于比较，根据筹备会常委会意见，第六小组赶在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时，完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的选编印制，经过筹备会常委会经过审查，入选《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的国旗图案共38幅，按复字第1号至第38号编号，曾联松的设计图案被编为“复字第32号”。

要说明的是，38幅国旗图案不都是应征原稿，第六小组对其中部分图案进行了加工，例如原初选十七号的修正图就有6幅之多；另外，第六小组还对图案说明文字进行了整理，只有两幅注明“此说明完全根据作者之解说”。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后，设立了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并决定在全体代表中进行分组讨论。

复字第一号

复字第3号

复字第4号

9月23日上午，照预定计划政协全体代表分成11个小组（第六小组成员为各组召集人），就国旗、国都、纪年等事项进行讨论，并要求代表对《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中38幅国旗图案表达具体意见，为便于量化，采用非正式投票方式。

赞同复字第3号者最多有185人，其次为复字第4号129人，复字第1号112人，复字第2号77人，总之大多数的代表都同意红旗角上有一星及一黄条的类型。惟对于星的颜色，黄条的粗细、位置、长短及象征的说明，略有不同的意见。另外，“主张采用复字第15号的有张治中、邵力子、陈劭先等等18人，主张采用复字第32号的有胡厥文、李烛尘、雷荣珂等15人。

9月23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了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们，而当时张治中也应邀出席。趁着敬酒的间隙，张治中询问了主席关于国旗的选择，主席的回答与投票的结果一致，都是“复字第3号” 。

耿直的张治中直截了当地谈了对国旗的看法：“我反对用这个图案，红色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变成分裂国家、分裂革命了吗？同时，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像孙猴子的金箍棒。”

“这倒是一个问题，不过不少人很主张用这一图案，并且也举了很多的理由，我再约大家来研究。”毛主席很重视张治中的较真，便说：“我再找几个人座谈一下，一定要选一幅让大家都觉得满意的。”

9月25日晚，中南海丰泽园内，毛主席、周恩来召集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等代表一起座谈协商讨论国旗方案。

毛主席讲了张治中的意见，并表态：一星一河旗的方案反对者不多，程序上要通过是没问题的。但是这样不够圆满，一定要选一幅让全场一致通过的才好。

毛主席拿出曾联松的32号图案，说：“过去我们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色，因此画上一条杠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该国的特点，比如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英美之国旗也没什么该国的特点。”

他指着五星红旗图案说，中国的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图案。

毛主席说完后，陈嘉庚、梁思成等很多人表示了同意，

这时有一位民主人士站起来表示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但对说明中大星、小星的提法提出修改意见。毛主席说：那就不提大星小星，只提五星的相互关系，我看就提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国旗是不是就选这个图案吗！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9月26日下午3时，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代表105人，其中第六小组11人），马叙伦在发言中检讨9月23日分组讨论的存在问题，“大部分代表因受第六小组所发的意见影响，使大家的意见都被集中到讨论复字第三、第四两幅图样，以致各代表意见不能充分表达”。经会议主席“解释”后，除苏静（开国中将）、简玉阶（全国工商界代表）未表示意见外，诸代表同意国旗采取“庄严、美观、简洁、易制，且又合乎所征求之条件”的复字第32号。会议报告：“国旗：拟采用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第三十二号图，并改正其说明：甲、红色象征革命；乙、星象征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

05 国旗诞生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周恩来逐项将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等《四个决议草案》提付大会表决，代表们纷纷举手表决，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着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9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27日政协全体会议重大决议，文中改称“红地五星旗”为“五星红旗”，仅使用一天的“红地五星旗”称谓为“五星红旗”正式取代。

9月29日，大会会刊刊载《国旗制法说明》，《说明》将原先《四个决议草案》中“国旗制法”的“五角小星”、“小星”一律改为“小五角星”。

经过三个月的征集、初选、讨论、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诞生了。

9月28日、29日，国旗图案、国旗制法说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市民争相订购国旗，旗帜加工厂的工人以空前高涨的热情夜以继日地投入到了国旗的制作中。

国旗的方案出来后，政协会议所需国旗的制作重任就交给了会场美术女工赵文瑞。

赵文瑞接到任务后，立即跑到前门外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买来红绸黄缎，按照国旗制作尺寸要求，趴在地上缝制起来，整整40个小时，赵文瑞不吃不睡，由于过度劳累，针尖经常刺破了手指，鲜血滴在旗面上，终于，1949年9月30日下午1点，全国政协一届会议闭幕式上，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出现在主席台上，会场满台红光，四壁生辉，掌声经久不息。

制作天安门广场升起的那面国旗的任务，则交给了北平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职工、共产党员宋树信。

9月29日上午，宋树信接到任务后，心情无比激动，他知道责任重大，立刻开始行动。

他买到了红绸，可买不到好黄绸缎，他骑着自行车，花了一整天跑遍北京所有的布店，均无所获，到了夜晚，宋树信和同事们心急如焚，商量对策无果，一夜无眠，如坐针毡。

第二天一早，宋树信又来到瑞蚨祥，几乎带着哭腔请求布店老师傅找一找黄绸缎，老师傅一听这是为新中国升起的第一面国旗所用，于是不再营业，和布店几个小伙计开始翻箱倒柜，翻了个底朝，整整花了两个多小时，总算在地窖里面发现一段三米长、质量上好的黄绸缎。

如释重负的宋树信，找来缝纫技术最好的女工开始缝制，但又出现了问题，一尺来宽的黄绸根本无法裁剪出最大的国旗上的五角星，只能拼接。宋树信把拼接方案层层上报，最后上级同意把最大的五角星接一个尖的方案。

此时已经是9月30日的夜晚，离开国大典只有十几个小时了，宋树信和工人踏着缝纫机精心赶制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的巨幅五星红旗，这面国旗由 5幅红绸子拼接轧制而成，五角星拼接的地方处理非常细腻完美。

10月1日清晨，熬了两天没吃没睡，眼睛通红的宋树信小心翼翼把国旗叠好，交到了天安广场的筹备处。

再说说天安门广场旗杆的事

制作旗杆的任务，交到了北京建设局技术负责人林治远的手上，根据测算，这个旗杆必须高达30米，才能和天安门城楼形成完美的比例，30米相当于11层楼那么高，当时中国才刚刚解放，百业待兴，根本没有能力生产出这么长的钢管。

到哪里去寻找30米的旗杆？这下可把林治远愁坏了，他跑遍了整个北京城也找不到可以当旗杆的钢管，最后，逼急的他跑到了北京自来水厂的车间，找到直径大小不一的钢管，然后套起来焊接，但是只能做到22.5米，如果再长就不能保持这根旗杆的稳定性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揿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全场30万群众一片欢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红旗如今珍藏在北京国家历史博物馆里。

新中国第一根旗杆，一立就是42年，1991年4月16日开始，正式启用了30米高的旗杆升国旗；新旗杆是由首钢用四节无缝碳素钢管焊接而成，拆除下来的旗杆送往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

更换旗杆基于两种考虑，一是已站立了42年的国旗旗杆确实有些老化；二是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大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毛主席纪念堂修建起来了，旗杆的高度已明显与之不相衬。

改建后的国旗杆基座颇有讲究，共分为三层：内层四周是高80厘米的汉白玉栏杆，东西两边各有2米宽的出入通道；第二层是环绕基座的2米多宽的赭色花岗岩带，象征“人民江山万代红”；第三层是5米宽的绿化带，四季常青，象征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国旗基座四周是用56个黄色铜墩连成的护栏，象征56个民族手拉手心连心，团结在国旗下。

几米黄绸缎、一个旗杆，这些今天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当时却能困扰着一个大国的开国大典，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

网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说是从建党到建国，刚好历经了28年3个月，因此把国旗旗杆高度设为28.3米，国旗只升到28.3米，就是为了纪念这段艰苦卓绝的历史。

其实，这是彻头彻尾的谣言。

1991年4月16日启用至今的天安门广场旗杆高30米，正常升旗高度也是30米，28.3米高度纯属谣传。此外，根据《国旗法》规定，升旗时需要将国旗升到杆顶，旗杆的高度就是升旗的高度，所以天安门广场前升国旗的高度就是30米。如果按照网上流传的说法，30米的旗杆只升至28.3米的话，离旗杆顶部还有1.7米的距离，这显然违反了中国国旗法。

为确保国旗的圣洁和完整，天安门广场上空的国旗基本上几天更换一面。每逢重大节日，必须使用新国旗；即使国旗不受损，悬挂的最长时间也不得超过10天。现天安门广场悬挂的国旗，长500厘米，高333.33厘米；每日升降旗时间以北京天文台提供的北京每日日出、日落时间为准，象征五星红旗与太阳同升同落。

05 迟来的爱

1949年9月29日，报纸上、广播里，正式向外界刊播了新国旗的说明报道。

彼时，正在上海市愚园路的单位里工作的曾联松，看到这幅图案的时候，一下子呆住了，半天都说不出话来，这和自己设计的图案几乎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只是少了镰刀和斧头，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的设计稿被选中了？

曾联松一想到这，就十分激动，可仔细阅读文章后，却发现文章并未提及设计者的信息，曾联松的表情从兴奋和期待慢慢转成了疑惑，对于他来说，那是一个希望和失望交替并存的不眠之夜。

但是很快，对于开国大典的期待取代了他心中所有的疑惑。10月1日，曾联松早早地来到商店门口，站在扩音喇叭前，收听开国大典报道。那时，收音机还很稀罕，有什么重大新闻，人们都会去听街头和商店的有线广播。

由于全国人民都想进一步了解国旗的意义，新华社于1949年11月15日刊登《答读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大星的中心，这表示围绕一个中心的团结，在形式上呈紧凑美观。”这段文字是对国旗图案的统一说明，但依然没有透漏国旗是谁设计的。

当时除了一两个好友，没有其他人知道曾联松设计了国旗，更没有人知道他的设计稿和报纸上刊登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要不要告诉别人这件事？要不要给中央写信问一问呢？曾联松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仔细考虑后，为人低调的曾联松放弃了原先的想法，决心将这件事埋藏在心底，既然上头没提，肯定是有原因的，抑或有人也想到了五星红旗的创意；曾联松自此释然了，和往常一样继续忙碌在工作岗位上。

不过，曾联松每次看到国旗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有兴奋，有自豪，有惋惜。

1950年9月中旬，曾联松因公去北京出差，刚住下，就有人来敲门，两个陌生人说他们是全国政协的。曾联松觉得有些意外，但又有一种预感，因为他的设计稿件当时就是寄到全国政协的；果然，来人问了他关于国旗设计的情况，他们问得很详细，还一边作了记录。

1950年9月27日上午11点05分，曾联松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电话，作为五星红旗的原创设计者，他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诚挚邀请去北京参加建国一周年纪念活动，曾联松激动地一句话也说不出，幸福的眼泪喷涌而出，双手不停地发抖，这一天离他投稿的日子，相隔了整整十三个半月。

随之，一份确认他为国旗设计者的通知，以及赴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观礼券便送到了他的手上，观礼券编号是“台右97号”。直到这时，他家人、朋友、同事才知道，五星红旗就是采用了他的设计方案。

曾联松参加天安门观礼后，兴奋的心情迟迟不能平静。11月1日，他接到北京来函，打开一看是1137号文，上书：“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

“万元”是当时旧币的单位，1955年实行新币后，旧币和新币的比价为1万元旧币换1元新币；当年的500万元相当于一个熟练技术工人一年的工资！

曾联松用奖金给妻子买了一块手表，又买了些米，还了债务，这钱就基本花完了。

收到函件和纪念册，曾联松联翩浮想，久不能寐，随后，他给北京回了信，表示自己没做什么贡献，一切归功于主席归功于党。

以后每到国庆，曾联松总要拿出函件和纪念册，独自欣赏；每当看到国旗，心情总还是那样激动，感觉总还是那样亲切。

06 人生

然而,人生的际遇实在难以预测，在特殊的年代，曾联松并没有因为设计了五星红旗而幸免于难,少吃苦头。1957年“反右”时,曾联松因为在茶杯上抄了段列宁的“少说漂亮话,多做点实事”，被打进了“黑名单”；文革中,他被戴上了“叛徒”“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帽子,被揪斗、抄家,后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7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0周年时,曾联松再次受邀赴京参加国庆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曾联松就开始重新申请入党, ,他先后打了五次入党报告,1985年11月,已经68岁高龄的曾联松,终于被批准重新入党,并作为特例不需要预备期,从入党那天起就是正式党员。这时的他已经二次中风,走路都不太方便了。

解放后的曾联松，一直在供销合作系统工作，虽然“顶”着新中国国旗设计者的光环，曾联松却一直谦虚低调。他长期从事计划、财务工作，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他的最高职务是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的副经理。他一生简朴，甘守清贫，一直住在26平米的陋室里，平时弄堂里进出，总是穿着蓝卡其布的中山装，夹个皮包，弄堂里的人很少知道他是我们国旗图案的设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