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影堂创始人荣荣「荣荣和映里」

三影堂联合发起人，摄影艺术家荣荣。 本文图片由三影堂提供

三影堂外景。

荣荣，“北京东村”系列作品，《1994 No.1》，1994年

映里，“自拍像”系列作品，1998年

荣荣&映里，“富士山”系列作品，《富士山 In Fujisan, Japan 2001 No.3》，2001年

澎湃新闻：2014年，您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过中国摄影及摄影收藏市场面临的一些现状，8年过去了，是否有变化？有什么样的变化？

荣荣：首先一点，无论是作为历史文献的摄影收藏或是作为艺术机构的收藏，对三影堂来说，始终都是以独立摄影家的视角出发，是关注摄影作为当代艺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国内摄影的现状来看，对摄影的重视度，无论是从文献、历史，还是从艺术的角度，大环境上仍然有所欠缺。

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国内的影像机构发展了起来，比如北京的光社影像中心、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包括影上书房，上海摄影艺术中心，还有成立三年多的成都当代影像馆等等，都是在这七八年间发展起来的，是很不错的。当然它们都是作为民间的机构发声的，但如果连这些声音都没有的话，我们这个摄影的生态也就太可怜了，这是一种生态的建设。

仔细想想，我们人口这么多，摄影人也是这么多，我们不能总是在发烧器材，而不产生作品。我们应当看到摄影家的视点，去梳理什么更重要。远的不说，民国就有非常多优秀的艺术家、摄影师，比如骆伯年、金石声等，它们有很成熟的艺术体系、摄影的概念。摄影到现在不过200年历史，这些摄影师是我们还能接触到的，他们都还有家人，保留和利用这些作品，但显然不能永远靠家人。这么好的作品，应该在国家的博物馆里收藏，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位置，才能够起到对大众更好的教育作用。教育和传播是很重要的。

这个事情难不难？我觉得是有几个层面的因素：人当然是首要的，还有就是制度，有没有一个体系，这和几年前我在别的场合表达过的没有区别。人在这个位置上，想做一些事情，那就有机会。比如说广东美术馆的王璜生，做了摄影双年展，也做了摄影的传播和研究。但有时候人一离开，后面的人兴趣点不一样，可能就断了。现在新的馆长王绍强也对这方面有研究，所以又重新启动起来。但实际上不能因为人走或人的偏好就影响了机构的核心，还是需要有一个制度，有一个宗旨，建立起一个生态要有人去维护。无论注重的是哪一个版块，是历史的、文献的，还是当代艺术的，都有太多空白可做。

中央美院和中国美院都成立了摄影部，我觉得这当然是好事，但要是没有一笔经费和人员组成就没有用。成立一个部门，就要有专门的人力和预算具体去操作。院校里有摄影部是好事，但预算还是要明确的。一年多少预算，全部用在影像上面，不是说一个囫囵的“艺术”门类，有了预算也被油画、版画、水墨其他版块分割了，等于又是空白。然后要去做收藏计划，要收藏三个、五个艺术家，经过委员会或者别的什么机制来推荐，这样才有机会慢慢做起来。

国外的美术馆或者博物馆做收藏，其实也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做起来的。他们也就是比我们早几十年。关键是，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个意识，那也是不晚的。关键要觉得这个重要，要去做。

Vessel 系列作品之一。具本昌作品。艺术家由三影堂 3画廊代理。

煤场里的佛像，宁夏。《北流活活》系列作品之一。张克纯作品。艺术家由三影堂 3画廊代理。

《镜子》系列作品，2017~2018。刘珂&晃晃作品。艺术家由三影堂 3画廊代理。

澎湃新闻： “其实现在是中国摄影家最好的时期，对收藏家来说也是最好的时期。” 2014年，你曾在采访中提到中国摄影和收藏家处于这样的一种环境，怎么理解？

荣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还没有资本进来，也还没有投机者进来，也就是说还可以买得起，实际上到现在还是这样。买一张画可能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但是你有这样的一笔钱，都可以买摄影师最重要的一些作品了，所以对收藏家来说，作品很少人去触及，就还可以拿得到手。而对摄影家来讲，现在中国社会在高速变化发展中，整个外界的变化很刺激，视觉上就非常的丰富。作为摄影家，有本能、敏感度去关注社会当下的一些问题，能够表达出来，就是“很好的”一种现状，关键是如何用摄影的语言去表达出来。

而对三影堂来说，其实收藏非常有限。在三影堂创办之前，是我跟映里的有一些收藏。在2000年到2004年左右，我们的一些作品被收藏了，我们也就更有机会去收藏别人的和我们喜欢的大师作品，那时候就是很单纯凭个人喜好开始收藏。2007年三影堂正式成立以后，我们要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明天能不能不关门”，所有的资金基本都围绕着运营和摄影展览的相关事项进行了。

2009年三影堂开启了面向全球华人、一年一度的“三影堂摄影奖”项目，意图将中国当代新锐摄影介绍给广大公众，进而推动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三影堂摄影奖”大奖是八万元的奖金，获得者的作品也会留给三影堂，算作我们的一类收藏。毕竟无论如何，做收藏还是需要一大笔资金一直投入在里面，如果有非常喜欢的，我们肯定也不会放弃机会。

2019年，“三影堂摄影奖”颁奖。

2018年，“三影堂摄影奖”入围艺术家和评委。

2012年度第四届三影堂摄影奖大奖得主

张晋

又一季：归城

明胶卤化银

2013年度第五届三影堂摄影奖大奖获奖艺术家

李俊

“无常时”系列之一

2008

2014年度第六届三影堂摄影奖大奖得主

朱岚清

负向的旅程 手工书

2015年度第七届三影堂摄影奖大奖得主

陈萧伊

Koan 系列之一

凹版印刷

澎湃新闻：除了收藏，我们也希望了解三影堂在日常是如何运作展览、收藏、学术和公教等不同方向的内容，有没有过困难的时期？

荣荣：大家普遍了解的是，我们有展览、画廊、出版、咖啡店。但其实又不止这些，比如摄影节、公共教育都是很重要的部分，以前还有艺术家驻地项目，现在主要是在厦门。实际操作上，在展览里，摄影作品会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空间里，一个被尊重的区域、一个墙面，让大家到来，去看、去对话、去了解影像的独立性。同时，也要通过很多活动来传播——我们做摄影节、教育项目、培养青年艺术家，都是在传播摄影这门语言的价值，让人读懂一幅照片所蕴含的内涵是什么。

三影堂北京和厦门两个场馆各自独立，作为创办人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活下来的。从最开始的“明天会不会关门”，没想到很快就到了2017年的10周年，当时评选大奖场面还历历在目。明年就16年了，真是感慨。现在回想创办第二年2008年碰到金融危机，那个时候是最难的，草场地还有很多国际画廊一夜之间就关闭了。如果当时撒手说不做了，可能到今天也不再有可能再开起来，坚持扛过去，撑下来了。想想为什么呢，在中国没有需求就不可能活下来，那么一定是因为有需求也有这个市场，并且有人（包括媒体）一直在关注，他们有这个好奇心要去了解，那么或多或少就有来参与。

其实很多人有欣赏摄影这个需求。这几年我们会评估一些展览，门票的收入还是挺可观的。尤其是一些大师的展览，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所以在很多方面，是有可持续需求的。

关于运营的资金方面，我们还是靠天吃饭，比如说新冠疫情的影响就真的很大，所以只能去顺应自然，有很多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疫情的关系，三影堂摄影奖目前暂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开始，毕竟我们还是希望评委和摄影师能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的机会。

摄影还是很丰富的，我们很难凭一己之力什么都顾及。像你提到一些新的民间摄影奖项，我觉得是很好的，有更多这样的平台可以让年轻人发声。但我觉得这样的平台在中国还是太少了，最好还有三个四个五个，毕竟中国（人口）基数有多大啊。在欧洲，你看影像机构、研究所、美术馆真的是很丰富，馆藏、运用，开放程度都相对比较成熟了，所以这样一对比，我们真的还是太少。

三影堂外景（北京）

三影堂咖啡厅（北京）

三影堂摄影书店（北京）

三影堂图书馆（厦门）

澎湃新闻：中国摄影收藏的特点是否已经建立起来？

荣荣：如果说官方的摄影收藏，就我所知确实很有限。记得有一年中央美院美术馆做了收藏展览，但还是很不够。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必须要有独立的基金，要有一个独立的版块，建立起摄影部，因为摄影也涉及到材料和工艺，没有人员，就没法下手去收藏。对于文献，就更不用说了，搜集、整理、保存都尤为重要。

我还是希望官方能有大的动作，那对于摄影收藏是非常重要的推动。而且迟早会有的。有更多的声音来呼吁，就能看到改变吧。

如果美术馆没有把摄影作为当代艺术中具有独立性的领域来看待，不给予充分重视的话，我想中国摄影收藏很大程度上确实还是块空白。

以我在北京三十年的生活经验，也接触到一些人，早期到潘家园跳蚤市场，有看到老照片，但基本都是外国人买，他们比较有这个意识去收藏。我在北京时间比较早，做创作，也引起了关注并且被收藏，所以可以成为独立的职业艺术家，然后被认可。我能感觉到，本土对摄影的敏感度不高，对摄影这个媒介是不是艺术品定位这个问题，国内的藏家没有看好，也没有看懂，这个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你说中国没有摄影收藏家么？其实不是，完全不是。而对其他有收藏意愿、收藏能力的那些人，有没有条件，有没有可能让他成为藏家，取决于体系里有没有摄影教育的环境，有没有让人认识到摄影的价值，这些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所以，如果到欧洲，我们可以看到泰特、蓬皮杜或者MoMA，他们对待一张照片是什么态度，什么样的安排。那在我们的大环境中，摄影师能在很好的地方展出么？有，但很少。所以公众就不会认为摄影是艺术品。国家有这个意识，给予尊重和重视，有这个观念的转变，很难，但很必要。其实在国外美术馆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制式，比如说泰特，我就能看到培根或者毕加索的一张画，然后培根同时代哪一位摄影师的作品会在旁边展出，他们一视同仁地被重视。在一个时代里，有不同的艺术家选择用不同的媒介，雕塑、油画等等，还有的用摄影，不是一样吗？他们只是选择用摄影的语言来表达。这是从教育，从传播就缺失的。大量摄影收藏家的诞生，语境里要传播的东西很重要。

如果未来在公立的美术馆里，有更多的摄影被收藏、被展示，对于藏家或者对摄影有兴趣的人，就会更有自信，这是艺术品。虽然说起来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几十年的差距，但是有这个意识，认识到不足的地方，就会有改变，这个生态就会繁荣起来，否则就提不起劲来。

我们有大量的好的东西被埋没。如果被重视了，就能得到挖掘整理和传播，那么起到的效应就会更大。

澎湃新闻：摄影收藏需要艺术机构的学术支持，目前发展及互动如何？

荣荣：每年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的“中国律动”板块，我们都联合一所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共同呈现，由他们来策划这个板块的展览。比如前年鲁迅美术学院展出了他们的师生作品，去年中央美术学院也会有自己收藏的展览策划。一般是由我们邀请，然后与策展人交流，再请他们提案，然后再提一些意见，形成共同发起和策划的最终项目。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新鲜的血液会注入进来。

2020年，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在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上的展出。

2020年，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展出现场。

2019年，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展出现场。

澎湃新闻：三影堂目前在国内类似机构中大概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有什么样的优势？

荣荣：实际上我并没有太想过这种问题，只是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想着一定要发出声音。计划没有变化快，目前能够按部就班的持续下去我就很开心了，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我现在没有过多参与日常的管理，因为我又回归到摄影家的身份上，在创作一些东西。我们的团队很不错，有自己独立开拓的视野，北京和厦门两个团队的人员也都很年轻，并不需要我做什么样的规划。现在有新的发展趋势，这是很好的。虽然我们是发起者，但是作为艺术家，也会有一些局限。比如我们的喜好会很个人，这个做、那个不做，但是作为一般机构要运转，就要更多元、更丰富、视野更广。我们虽然有很好的初心，但并不是很合格的管理者。

到目前，三影堂还是这样在运作，没有基金会介入。我们的机构设有一个运营总监，两个馆长，我自己更多的是在学术上把关。日常的运营、琐碎的事情就交给更专业的人员去处理。基本这6年来，我退出具体的日常管理了。我们知道一下最近的展览信息，讨论一些大方向就可以。

另外，三影堂现在正与法国阿尔勒摄影节进行合作，这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我们作为一个民间机构，能与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有学术性的摄影节建立这种合作，非常顺利，也很幸运。这样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最好的作品带到中国来，也可以把中国最好的摄影家带到世界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2017年，三影堂展览（厦门）

2016年，三影堂展览（厦门）

2018年，三影堂展览（北京）

2021年，“徘徊久-具本昌摄影（1990-2021）”展出现场（北京）。

2021年，“徘徊久-具本昌摄影（1990-2021）” 3画廊现场（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