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骑电动车「12月5号 北京大事」

在北京，这四辆电瓶车行驶在路上，并不会相遇。

孙越的电瓶车是一副“快被挤爆了”的状态，后座绑着一个大大的餐箱，里面放满食物，大餐箱前面有时还挤着一个小餐箱，脚踏板、把手也总会被牛奶、卫生纸、扫把等占据。他是一位外卖骑手，行驶在北四环的鸟巢附近。

宋春枝是一位保洁阿姨，住在东六环边上。出门时，她背着一个十多斤的大包，装着垃圾袋、毛巾、蒸汽机，大包压在电瓶车的后座上，脚踏板上还放着一个红色的工具箱，装着瓶瓶罐罐的清洁剂。

从宋春枝家出发，上朝阳北路，骑到东四环内，离金刚家的花店就不远了。那辆粉绿色的电瓶车脚踏板上，常载着一盆高高的绿植。疫情期间，许多人选择从花、植物之中寻求安慰。为了方便送货，上个月，金刚买了这辆电瓶车。

家附近的地铁站点临时封站，急诊科医生阿力，最近也改成了骑电瓶车上班。

5月31日，北京多区恢复正常上班，车流中，这四辆电瓶车并不起眼。自北京疫情以来，他们每天跑在城市的不同角落里，也是因为无数个他们，更多人的日常得以最大限度地保持。

取消堂食后，年轻人在路边用餐。新京报记者 王霜霜 摄

被打碎的日常

五月以来，北京多是晴天。早上7点，孙越骑着电瓶车从住所海淀区的河北新村出门，路过早点铺子，买了杯粥，用吸管囫囵吸几口，拧动车把，电瓶车一下子蹿进黑泉路，驶上林萃桥，只半小时，就到了他送外卖的商圈。

“上传成功”，孙越把自己的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和健康宝“未见异常”的截图发到后台，系统提示通过，他才收到当天的第一个派单。疫情防控之下，骑手的核酸检测频率从七天一次变成了24小时一次。

1994年出生的孙越被称为“单王”，他话不多，当过兵，河北承德人。送餐时，孙越从不看导航，他脑子里有一个活地图，商圈里的哪条小路哪条道，总很快能规划出最快的取餐、送餐路线，“出餐快的先取，出餐慢的后取”。但最近，“单王”也被判了几个超时单。

取消堂食后，没做过外卖的商家也开始尝试外卖，但订单多、打包人员不够，出餐慢。过去孙越取餐10多分钟，但5月初最长的一次，他等了将近一小时。之前，他们还能在商家厨房门口瞅瞅出餐进度，现在，“不许进入取餐”，商家门上都会贴着这样的通知。

“在门口，只能干着急”，孙越只能刷短视频缓解焦虑。好在几天后，商家对每天的订单量都掌握了，打包、出餐速度也上来了。

早上7点，宋春枝喝了碗粥、吃了点馒头，也从家里出发。电瓶车一路路过泥土飞扬的村庄、平房、种着鲜花的城市公路，楼一点点变高，路也越来越干净。她最终停在了朝阳区和通州区接界的一个商圈附近，周围3公里都是她的服务区域。

上班前的第一件事，也是上传核酸阴性结果。进客户家时，宋春枝会主动打开自己的北京健康宝，并询问客户是否也做了核酸。不按规定走，订单系统就会关闭。宋春枝方长脸，高颧骨，高高壮壮的，一副干活不惜力的长相。她是河南人，今年44岁，有三个孩子，都在上学。每天的工资都对她很重要，对当下的新变化，她适应得很好。“公司要求什么，就规规矩矩地做”。

客户居家办公重新塑造了宋春枝的工作方式，打扫时，客户会要求先打扫书房，“把书房收拾出来，他们就可以进去办公”；有孩子的，会要求最后打扫孩子的房间，“怕耽误孩子上网课”。最近干活，宋春枝会刻意降低音量，擦地板时，她蹲在地上，用抹布一下一下地擦着，小心地后撤着挪动脚步，怕惊扰了办公和上网课的人。

5月27日中午12点，急诊科医生阿力穿上“大白”，戴着N95口罩、防护面罩，在发热门诊值班。他没吃早饭，喝了点牛奶。再脱下“大白”就是6小时后了，阿力会提前给自己补充点水分，但也不敢喝太多，饭也没敢吃多。穿上“大白”后，就无法上厕所了。1个多小时后，阿力感觉到自己的后背湿湿的，额头也冒了汗珠。防护服闷，像“暴汗服”一样。他变得臃肿又迟缓，走不快，也不太能听清声音，说话多靠喊。

“我今天一天一共才接待了9个病人”，居家办公后，阿力发现看病的人少了。他所在的急诊科有10个医生，过去一位医生一天的接诊量是20个，现在连一半都不到。

2022年5月28日，知春路，外卖员顶着日晒送货。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守护日常

电瓶车骑过鸟巢、水立方、国家会议中心，孙越没有停下，以往，他常来这里送餐，但现在大型活动无法举办，很多人都居家办公，写字楼下再没有涂着口红，化着全妆，穿着时尚的女孩取外卖。都市潮人消失了，换成了一群素颜，穿着简单的短袖、短裤的人站在小区门口等外卖。

那天下午四点多，孙越突然接到了很多订单。一位独居的男士买了2000多块的东西，生活用品、菜、肉、大箱的牛奶塞满了孙越的餐箱，连脚踏板上也装满了，连运两次，才送完。

还有一位住在6楼的客户，下单了8桶4.5L的水，以及蔬菜。老小区没电梯，孙越连爬了4次，才终于完成订单。客户收到货，看到孙越满脸通红，上衣完全被汗湿，不好意思地说了声“谢谢”。

疫情防控后，许多行业按下了暂停键，但孙越却更忙了。平时一天送50个单，现在变成了60个。遇上囤货，更是如此。在路上遇见相熟的同行兄弟，也来不及说话，互相按个喇叭。

最近，宋春枝的工作也意外连连。5月19日，在一个独居的年轻女孩家。宋春枝拿着钢丝球，喷上除油的喷剂。一边刷，宋春枝一边交代女孩，做完饭后，趁着热气，用热抹布把灶台、油烟机一擦，油污一下子就掉了。

每天宋春枝大约会出入十户人家，说的话却有限，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您好”。“大家都挺忙的，你和人家说话，人家是理你还是不理你呢？”她不会主动和客户搭话，更不会给客户建议，怕客户多想。

但这次，女孩主动和她聊了很多。她猜是不是女孩一个人呆久了，孤单了？

看病的人少了，阿力就有时间和患者多聊聊。一个15月大的男婴发烧、流鼻涕，妈妈带着来看病。阿力会多说几句，“最近家里人，有谁身体不舒服吗？”“别害怕，病毒感染，过几天就好了。”

他并没让患者立刻去化验，过去，医生忙的时候，上来就开检查单，一句“结果出来再说”，过于“冷冰冰”。

要说“怪事”,金刚最近遇到的也不少。一位年轻的男孩路过花店，专门进来看金刚的男友为绿植换土。把植物移出来，清干净根上的土，在新盆里先垫上一层颗粒，防止浇水沤根，再铺上基肥、土，放植物，之后铺土，修剪、浇水。男孩说，看植物被细心照顾的样子，让他感觉很治愈。

一对夫妻买了一棵两米多高的棕竹，金刚的男友骑着电瓶车给他们送到家里，夫妻两个专门坐在客厅等着，像迎接一位尊贵的客人。

金刚发现，最近这一个多月，人们对花、植物似乎有了更多的柔情。“在家太无聊了，买点花”，很多来花店里的人，都是这样的开场白。一个女孩买了四朵紫玫瑰和三朵黄玫瑰，金刚帮她用绿色的纸包上，女孩拍了照片发了朋友圈，附文“憋疯了的仪式感”。

“当你看到一片叶子，一朵鲜花开放的状态时，你会发自内心地感慨，生命真美好”，金刚说，或许越是这种特殊时期，大家越依赖这种非必需的东西。买花是人们在疫情期间保护往日日常的一种努力。

买花后，客户在朋友圈里写：仪式感。受访者供图

生活不敢松懈

1993年出生的金刚高高的个子，大骨架，常穿白色上衣和极宽松的棉麻裤子，来北京八年了，她之前做过健身教练，开过洗衣店，去年四月，开了这家花店，每月的收入勉强维持运转。

她的花店在一条南北向的小道上，周边都是居民区。木色的招牌，门脸小小的，推开门，一盆盆高低错落的绿植在墙两边立着，叶子透亮舒展。

疫情刚来时，金刚愁坏了，鲜花不是刚需，一管控，大家肯定只管买菜，谁来买花呢？店里的生意肯定更难了。但让她意外的是，最近买花、买绿植、种子的人还不少。

2022年5月20日，客户在金刚花店订购的花束。新京报记者 王霜霜 摄

宋春枝了解在北京生活的年轻人的秘密，他们合租的房子灶台总是干净的，外卖盒、方便面盒却一堆，冰箱的冷藏室常流着水，是食物腐烂的汁。打扫这些房子时，宋春枝总会心酸，“以后我的孩子不会也吃这些吧？”她用抹布小心地把冰箱里每条缝里的水擦干净，尽管这并不属于公司规定的清洁范围。

宋春枝来北京二十多年了，十多岁还未成年时，就跟着父母来北京打工。最初去苹果园刮树皮，一个月120块钱，半个月，脸皴了、手裂了，爸妈说啥也不让她去了。之后，她又去餐厅里做服务员，第一个月拿了130元，老板看她干活实在，第二个月给她涨到150元，第五个月又涨到210元，她兴奋得不得了，明白卖力工作是会有收获的。

现在，宋春枝卖力是为了养家。大儿子上大学，小儿子和女儿上高中。每学期，宋春枝和丈夫会按时给家里寄2万块钱的生活费，每个月给大儿子2000块的生活费。她和丈夫一个月的花销保持在2000多块钱，宋春枝常年午饭只吃一个面包，她的丈夫跑网约车，因为疫情，生意不好，开一天只能拉200多块钱。宋春枝更不敢松懈，上个月，她只休息了一天。

成为“单王”没什么特别的秘诀，就是“勤快”，孙越说，“别人休息时，你也送”。他和宋春枝并不相识，但有着完全一致的价值观。去年一整年，除了春节和年中有事，回家呆了一周，孙越一天都没休息过。

两年前，孙越来北京，做了骑手。北京太大了，刚来时，他分不清方向，也不认识路，一天送不了几单。但好在他当过兵，能吃苦，慢慢成了“单王”。若不是疫情，今年春天，孙越已经举办了婚礼。他能依仗父母的地方不多，只能靠自己努力成家。

干活时，孙越说完全不想累的事，满脑子是“赶紧送完这单，送下一单。”躺在床上时，孙越才感到累，胳膊、腿抬都抬不起来，只想呼呼大睡。

2022年5月29日，阵雨为京城降温，外卖员在冒雨送餐。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晚上，阿力总是很难入睡。他评价自己“爱瞎操心”，睡前总是思索很多事情，如医疗体系、医患关系等。2017年，研究生毕业后，阿力来北京，成为了一名医生。学医是父母决定的，起初，他并不喜欢这个职业。上大学前，阿力有几年身体不好，常在医院，有并不愉快的就医感受。因为当过患者，阿力理解患者的敏感和弱势，对病人也有了更多的同理心。

正常情况下，在急诊科，死神造访的频次和速度总是多且快。阿力提起自己接诊过一个心梗的病人，大年二十九，一个六十多岁的大伯说自己胸口不舒服，女儿陪着来看病，他知道女儿要回来，提前几天收拾卫生，累着了。开完检查单，他就晕倒了，立刻被推去了抢救，一个多小时后，去世了。

这位心梗的病人去世那天，阿力难受了好久。来北京工作的第二年，阿力成为了临终关怀的志愿者。

“病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医生告诉他‘一二三四……’而是希望医生以一个平等姿态，让患者感觉到你能感受到他的痛苦”，阿力说，“哪怕多说一句话，都能让他有点信心，或者去接受一些现实”。

武汉疫情时，阿力心疼同行，“当你突然要满负荷工作时，你内心是崩溃的”，他参加了线上问诊的志愿服务，想帮助缓解医疗挤兑现象。他习惯了做一些具体的小事，去抵消点什么。没病人时，他会看看医学方面的资料，有病人时，他会尽量多给病人说几句话。

母亲节那天，宋春枝接到一个单，是她的老客户——一个长头发，家里摆了很多毛绒玩具，花瓶里总插着花的女孩。这是一个临时加的单，打扫完，已经晚上7点半了。走之前，女孩送给了她一束鲜花。她特别高兴，这是她人生第一次收到花。她不认得花名，只知道中间黄色的是向日葵。

回到住所，宋春枝把花插在一个塑料瓶里，摆在床头旁。丈夫对她说：“你好幸福，有班上，还有花收”。

（应采访对象要求，宋春枝、金刚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王霜霜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