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藏羚羊的新闻「青海化隆疫情最新消息」

藏羚羊“降级”了！

前几天，阿信在上网冲浪时，捕捉到了这则令人喜悦的消息。

媒体报道，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保护和打击盗猎力度的加强，我国藏羚羊的数量已经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不足7万只，增加到目前的约30万只。

藏羚羊的受威胁程度已从“濒危“降级为“近危”，但保护等级未变，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小藏羚羊。图源：新华社

在过去不久的7月，“国宝大熊猫降级”的讨论也曾短暂刷屏。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发布的降级消息，是根据相关数据和技术指标，从理论上做出的判断。面对“降级”，国内动植物专家们常常会强调“为时过早”，保护工作不能松懈。

尽管“降级”的新闻不会刷爆全网，但看到的网友纷纷表示，“喜欢看这样的消息”，希望我国野生动植物们都能多多“降级”。

---

从疯狂偷猎，到壮大的30万种群

提起藏羚羊，许多人会想到十多年前的电影《可可西里》。一只只藏羚羊惨白的头骨，一张张活生生的藏羚皮，都曾让人久久不能释怀。

而血泪铺就的藏羚羊保护历程，是中国最直击人心的保护故事。

藏羚羊也叫西藏黄羊，号称“可可西里的骄傲”，是中国唯一可自由大规模迁徙的有蹄类动物。

图源：小央视频

考古学家推断，从距今至少 260 万年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于青藏高原上了。

按照藏羚羊的生活习性，每年5月至7月，雌性藏羚羊会迁徙到可可西里卓乃湖等待产仔，产仔结束后，8月，会带着幼仔陆续返回原栖息地。

曾经的藏羚羊种群十分壮大，它们每年浩浩荡荡的迁徙景象壮观程度不输非洲角马的迁徙。

打架的两只藏羚羊，达洁 野性中国/摄。图源：《生命的力量》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起，由藏羚羊绒织成的围巾“沙图什”，受到了西方上流社会和时尚界的追捧，一条“沙图什”的价格高达5000-30000美元。

一时间，在盗猎分子的枪口下，原本有百万之数的藏羚羊，在1995年数量已经断崖式下降到仅余5万-7.5万只，一度进入濒危灭绝危机。

而如今，藏羚羊的数量已经恢复到了30万余只。

藏羚羊的回眸。奚志农摄。图源：《生命的力量》

从不足7万只到喜提“降级”，保护区从无到有，都离不开过去的四十年中野生动物保护人士的不懈努力。

1981年，中国禁止了一切有关藏羚羊及其产品的贸易活动；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将藏羚羊确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我国先后建立了西藏羌塘、青海可可西里、青海三江源、新疆阿尔金山等7处藏羚羊自然保护区；

2001年，开始修建的青藏铁路工程中，专门为藏羚羊等物种修建了33处动物通道；

2008年，藏羚羊被申请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

……

这些令人欣喜的保护成就背后，也曾饱含血与泪的代价。

在1992年，一只反盗猎队伍——野牦牛队建立，野牦牛队的首任队长杰桑·索南达杰就是电影《可可西里》的人物原型。

索南达杰曾带队先后12次深入无人区，共计抓获非法持枪盗猎团伙8个。

野牦牛队在巡山过程中的合影，野性中国 供图。图源：《生命的力量》

直到1994年1月18日，他和4名队员在押送盗猎分子途中遭遇袭击，索南达杰在无人区与18名持枪偷猎者对峙。

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匍匐于地，右手持枪，怒目圆睁，早已被风雪塑成一尊冰雕……完成了自己“用生命守护可可西里”的诺言。

如今的可可西里，宽广而宁静，再无盗猎的枪声响起。

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救助失散小藏羚羊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图源：新华社

最近，正值藏羚羊的“返乡”大潮。

在藏羚羊迁徙必经的青藏铁路、青藏公路附近，巡山队员正日夜巡护，多个保护站采取了暂时交通管制。

过马路的藏羚羊，张瑜 摄。图源：《生命的力量》

在没有交通管制的日子中，偶遇藏羚羊的车辆也都会自觉停下，不鸣笛，这些可爱的高原精灵，终于不再受到人类的干扰。

---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有喜有悲

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曾说：“唯有了解，我们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我们才会行动；唯有行动，生命才会有希望。”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显示，我国4357种脊椎动物中，受威胁脊椎动物共计932 种，占被评估物种总数的21.4%。

藏羚羊降级是人类参与物种保护成功案例，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之路走过百年，其中有许多令人喜极而泣的时刻。

被誉为“东方红宝石”的朱鹮，曾经有17年之久，没人见过它的踪迹。

直到1981年，鸟类学家刘荫在陕西省姚家沟发现了7只野生朱鹮，这成了朱鹮物种延续的最后希望。

朱鹮，张跃明摄，图源：《生命的力量》

研究保护人员为了这7只朱鹮，在小山村里扎根，在每一个巢树下搭建观察棚，24小时监护。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野生朱鹮的数量已经超过3000只。

还有今年备受关注的大象——从全球范围来看，亚洲象的数量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下降了90%。

但与此同时，中国境内的亚洲象数量从上世纪70年代的146头上升到如今的300多头，这是一份难得的成绩。

但野生动物保护之路，也少不了来不及的惋惜。

白鲟曾是中国体型最大的淡水鱼，2003年1月24日，长江水产研究所的学者在四川宜宾南溪江段救下了一条被误捕的白鲟。

这条雌性白鲟有3.52米长，150公斤重。白鲟腹部有大量待产的鱼卵，大家救护了4天3夜后，将它尽快放流，并在它的背上安装了超声波跟踪器。

长江白鲟。危起伟摄。图源：《生命的力量》

然而两天后，跟踪用的玻璃钢小艇因触礁而停止工作，加上恰逢春节，无法找到配件修理螺旋桨。后来研究员们买到了螺旋桨，这条白鲟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2019年12月，危起伟团队发表文章宣布白鲟功能性灭绝。这个传说可以长到一万斤、曾经的中国淡水鱼之王，最终没能进入2020年。

中国特有种扬子鳄，被救护后人工种群已经超过16000条，但野生扬子鳄不足200条。

扬子鳄，薄顺奇 摄。图源：《生命的力量》

研究人员已经逐渐尝试进行栖息地野放，但适宜它们生存的栖息地已经很少，大量人工繁育的扬子鳄只能在人工环境生存。

野生动物保护，是一条永远不能沾沾自喜的路。

---

野生动物保护，也在城市中

当下如果让普通人来回答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意义，可能不少人会提到一个词——保护“生物多样性”。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青年研究员王放在《从未被正视的羁绊：在城市，与野生动物共存》一文中这样写道：

“生物多样性并不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宏大理想，也不是被设定出来的努力方向。

生物多样性是从生命在地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自然存在的概念，或者说，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身在城市之中的我们，没有机会与藏羚羊、与大象相处，但我们可能会和城市中的貉、刺猬、猫头鹰相处。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野生动物并不一定比人类到来得更晚。它们被同样一片土地吸引，就代表了野生动物与人共存的可能。

不少人会认为，城市环境并不适合野生动物生存，但动物会有强大的适应性。

多伦多的浣熊会主动避开十字路口，还学会了开门把手；上海奉贤的貉会估计烧烤摊的下班时间，第一时间去捡食鸡骨头。

北京，绿头鸭妈妈带着孩子过马路，张瑜摄。图源：《生命的力量》

当野生动物适应了城市，它们对城市也是“有用”的。

当蝙蝠让人们恐慌传染病时，生态学家表示，城市蝙蝠同样担任着重任，失去它们，人类将面临更多蚊虫传播的疫病、减产的农田和消失的动植物。

排水沟中隐藏的貉，警惕地观察四周环境。孙晓东摄。图源：《生命的力量》

接受了城市中我们也有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可能性后，如何更好地共处就成为了每个人可以切身参与的问题。

比如城市刺猬也需要冬眠，如果城市中只有整齐划一的柏油地和人工草坪，没有土堆、荒草和倒木，刺猬就找不到安全越冬地点。

再比如出于园林管理，树洞都会被填实，而对鹰鸮、猫头鹰来说，树洞是筑巢繁殖之地，如果能增添一些人工巢穴，就能为它们解决“住房难题”。

瓦罐中的红角鸮一家，赵建英摄影。图源：《生命的力量》

当然，野生动物在城市中也并非只追求“只增不减”，柏林野猪、伦敦赤狐、美洲浣熊都给城市居民带来了不少破坏，除了扑杀，如何管理城市生物也需要管理智慧。

野生动物保护，不论在野外，还是在城市中，我们还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如何设置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缓冲带，如何规划更美好的城市，如何避免人与动物之间冲突等等等等。

中国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幅员辽阔、景观多样的国土为数万种野生动物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

海南岛的热带雨林中，长臂猿的长啸在回荡；吉林白雪覆盖的林间，东北虎匿踪潜行；黄渤海的滩涂上，数以百万计的迁徙候鸟在这里补给能量……

在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中，人与这片土地上的生灵有着长久的互动，许多野生动物早已在中华文化中刻下深深的印记。

野生动物是中国人精神家园中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路，还需要每个人的脚步。

参考资料：

王放：《从未被正视的羁绊：在城市，与野生动物共存》，《信睿周报》2020年第6期

《生命的力量：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百年》，李栓科 奚志农 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